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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真是美国国有企业么？ 许一力（经济学家） ? ? ? 最近，IMF拖延超过两年的份额与治理改革有望开始生效。按照目前的资料显示，如果改革生效，那么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将从当下的3.81%增至6.07%，成为该组织的第三大股东。 作为与世界银行同期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世界性金融组织，IMF的国际地位可见一斑。我们都知道，IMF通过重大事项，需要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而每个国家所持的IMF股份则成为投票权重，重大事项通过需要85%以上的选票通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近年来为了扩大全球经济上的影响力，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增资IMF试图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按照以往的观念，此次改革如果能够成功，那么对于中国的地位提升显然是非常明显的。只是在利好的背后，仍然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即使中国拿到6%以上的IMF股份，仍然无损于IMF第一股东、拥有16.76%股份和其背后一票否决权的美国的地位。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事规则来看。每一个成员国都有250票的所谓基本投票权，但是，在投票的过程中，还必须根据各国所缴纳资金份额得到的加权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意见。而加权投票权则按照各国所缴纳份额进行计算。由于美国是IMF最大的股东，享有16%以上的份额，这就使得其享有一票否决权。 这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运作规则完全不一样，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1票否决权，可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美国才享有1票否决权。这样的议事规则决定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享有绝对的发言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决策，都必须听命于美国。所有IMF通过的决议，都必须是有利于美国的。 业界一直有个说法——究竟是谁控制着IMF？这个答案显然是美国。恰恰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向多极化发展的当下，IMF和世界银行作为美国国有企业的形象才越发被凸显出来。 一个国家在?IMF的配额，往往反映出其相对的经济实力。中国是IMF的29个创始国之一，并且当时份额排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名列第三。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被国民党当局占据，而国民党当局经济实力不足，造成中国所占份额下降。1980年后，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以来曾多次向货币基金组织增资。不过由于受到中国经济规模和国际环境的制约，份额一直较少。特别是2001年开始网络泡沫破裂带来的美国经济衰退之后，IMF的配额并没有进行及时调整，以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这造成许多经济增长迅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它们在IMF中的配额和代表性，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严重不符。 但IMF对于这种配合失衡的调整意愿非常勉强，甚至可以说，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话语权缺失，是一种带有选择性忽略色彩的保护行为——而保护的对象，就是大股东美国。 美国对于IMF的控制体现的比想象中的更加直接。曾于1996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和IMF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段抨击两大世界金融机构的讲话，此后不久，斯蒂格利茨被迫退休。辞退斯蒂格利茨的不是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 美国对于IMF的定位非常明确。IMF与世界银行，同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美国作为该会议的最大受益国，自然两家机构也均是反映当时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利益。当时的美国认为，20年代末的大萧条之所以惨烈，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贸易受到了竞争对手的防御性管制的损害。美国希望借由两大世界性金融机构的干预，使战后各国推行开放政策，放弃国际货币流动的限制，以便为贸易和投资创造最大的机会。在这种初衷之下，IMF和世界银行得以建立，它们分工不同，互相配合。 我理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背后意义在于：当一国外部收支难以平衡时，通过短期借贷的形式，促进其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以内部调整消化外部贸易带来的经济失衡，进而避免其动用保护措施转而影响其他国家利益。 然而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IMF却变味了。原因是它的救助性贷款的副作用是相当可怕的，获得IMF贷款的条件是，贷款国必须接受在国内采用诸如减少工资，取消补贴，私有化，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等对自身长远发展百害而无一利的自残条件。 研究不少资料后发现，IMF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更像是一场贩卖国有资产的受贿行为。为了得到IMF贷款，受援国往往必须接受出售包括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绝对核心的国有资产，甚至作为交换条件，IMF会在瑞士银行为受援国政治家开出跟人账户并返还一部分“回扣”。这种手段屡屡得逞。 这么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以IMF充当“打手”的角色，为其控制发展中国家铺平道路。作为IMF施以援手的标志性条件之一，受援国往往要接受诸如对生活必需品大幅涨价的条件。当时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