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防范六合彩泛滥法律对策.docVIP

PAGE  PAGE 2 文章来源《法律与社会》2004年第6期 论防范地下“六合彩”泛滥的法律对策 南昌大学法学院 胡学军 “六合彩”是源自香港的一种博彩形式，1991年伊始，一些不法之徒为聚敛赌资，谋取暴利，以香港“六合彩”的开奖号码为依据，自己做庄，自定规则，设立“六合彩”的外围彩。这一地下私彩起初从香港传到福建等沿海省市，接着以惊人之速度传播开来，涉及广东、广西、海南、贵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等省市，至今仍在不断“西进”、“北上”。 地下“六合彩”的实质是一种带有赌博、诈骗、封建迷信等性质的违法犯罪活动。由于其迎合了我国转轨变型时期人们普遍的浮躁和投机心态，使其在农村广为流传，屡禁不止，甚至己成为农民的某种文化或心理的需要。从设计上来说，“六合彩”的进入门槛低，游戏规则简单，中奖概率高，再加上通过生肖、猜图以及谜语等民间文化的包装，使得“六合彩”有着较强的娱乐性、参与性，对普通老百姓也更具吸引力。在“六合彩”盛行的地区，谈论中彩故事、交流“买码”经验已经成为农民的一种日常文化生活。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抱着一夜暴富心理的人们最终陷入“六合彩”的泥潭不可自拔。 一、地下“六合彩”的法律特征 1.行为的隐蔽性 “六合彩”的隐蔽性首先在于其以形式上的合法性掩盖其实质上的非法性。由于其博彩形式与近年来政府相继批准开办和大力宣传的各种彩票在形式上十分相似，致使有些人认为“六合彩”就像福彩、足彩一样，也是政府批准开办的，这就使群众不易分辨其违法性。但从法律上来说，发行销售彩票，是政府和社会筹集资金发展福利事业的一条重要渠道。发行彩票的权力在政府，由政府发行的各类彩票，操作规范，监管严格，主要目的是通过社会调剂，以促进相关公益事业的发展。地下“六合彩”则不然，它由非法组织操纵，以哄骗为手段，以暴利为目的，实质是庄家与参赌人之间的不公平的赌博。 其次是其以行为人的自愿性掩盖庄家的欺骗性。在“六合彩”赌博的过程中，“庄家”掌握游戏规则，有信息主动权，不管是引进中奖号码还是制定赔付率，一般都可自行决定。这种地位和信息的不对称，最终决定了双方的不平等。彩民自愿的博彩的背后是实质上的集体挨宰。“庄家”常常指使透露一些莫须有的“中奖特码”，让购买者在买号时集中某几个号码，这样就减少了中奖机会，增加了“庄家”赢钱的机会；或者暗中串通，让一些人故意中奖，做他们的代言人，散布谣言，以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投注参赌；甚至在开奖前，如果知道中奖的人太多，“庄家”会暗作手脚，改动中奖号码，甚至溜之大吉。 再次是“六合彩”活动的秘密性与有组织性。说它是聚众赌博，在活动上却根本不用聚众。大部分“庄家”躲在幕后，实行遥控指挥，雇佣帮工接收投注，与其进行单线联系，一有风吹草动，即由公开转为地下。电话下注，流动收单、匿名记账、电子汇款，都使司法机关很难获得直接的证据。农村作为“熟人社会”的特征也增大了打击的困难。由于不少下线是“庄家”的亲戚或朋友，最易通风报信，很难抓到“庄家”。 2.结果的危害性 地下“六合彩”的风行，给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六合彩”每到一地就会扰乱当地的金融秩序，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破坏社会治安，也严重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工作生活。“六合彩”通过码报宣传、谣言蛊惑勾引出人们心底潜藏的欲望，使那些抱着投机心理，幻想一夜暴富的人，不再踏实地靠勤劳致富，而是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在屡投不中的情况下，甚至被弄得神魂颠倒、家破人亡。虚幻的诱惑背后给彩民带来的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人们迷陷于这种带有哄骗和欺诈性质的赌博活动，仿佛集体中邪发疯，有的地方甚至发展到中、小学生也参赌。“六合彩”活动还诱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一些庄家赌赢就逼债，赌输就赖帐潜逃甚至干脆自杀，盗窃、抢劫、绑架、勒索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跨越地区广、侵害对象多、持续时间长、牟利金额大等特征使“六合彩”足以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到了非打击不可的地步。 二、防范地下“六合彩”的法律对策 1.健全法律法规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尚未健全，这是“六合彩”非法活动屡禁不止、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在一些彩票市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彩票管理是非常健全的，如澳门地区有关彩票管理的行政法律至少有 4部。而内地至今没有相应的关于彩票管理的法律、法规，没有设立专门的彩票管理机构来严惩进行非法彩票活动的行为，近期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就突现了这一问题。此外，由于“六合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程度及与一般经济犯罪一样的复杂性、隐蔽性和可变性的特征，将其纳入经济犯罪才能更好地对其加以防范，如我国香港地区刑法就将筹办、买卖、发行、持有非法彩票罪规定为犯罪。我国内地相关法律法规的阙如或滞后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遇到很大困难。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从事“六合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