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献注释规范.doc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献注释规范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注释”体例和“著者-出版年”体例是两种常见的文献引证形式。作者采用上述两种引证体例中的哪一种，可视具体情况自行选定。以下是“注释”体例和“著者-出版年”体例的技术规范，供作者参考。 一、注释体例 （一）引文的标示 引文分为直接引文和间接引文。 直接引文系指正文中直接引用相关文献中的词语、句子或段落，引文用引号引起来。篇幅比较长或者需要特别强调的直接引文，不加引号，另起行，以自成段落的形式出现，段落左边整体缩两格（第一行缩四格），并变字体，与正文相区别。 间接引文也称作意引，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将引证文献的主要内容或观点概括表达出来。 无论是直接引文还是间接引文，正文中的注释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对专门词语做注释时除外，注释号可紧随其后）。 每条注释不分段。所有注释均按照前后顺序逐条依次编排。注释可以放置于当页下（脚注），也可放置于文末（尾注），各刊任选其一。 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或用右上角码1，2，3……，不管选择哪一种，注释前的编号应与正文中引文后的序号一致。通过注释序号将正文中引文与页下和文末注释准确对应联系，完成文献引证的功能。 （二）注释的标注 “注释”中对直接或间接引用或参考的文献说明其来源出处，称为“资料性注释”（Reference notes），通常以相对固定的格式反映出来；对正文内容中的术语、概念以及提到的事实、观点和资料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辨析或评论的文字，称为“内容性注释”（Content notes）。因此，注释的标注格式通常是指资料性注释而言。 资料性注释中各项目的标注，应以被引证文献的版权页为准。此外可参考相关的书名页（扉页）、封面、封套等；析出文献的标注应以析出文献本身提供的信息为准，也可参考所引文集或期刊等的目次页。原则上各标注项目应与原文献保持一致。 具体标注情况如下。 1.专著：责任者（责任方式）／题名／卷册／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责任方式与题名之间一律用冒号；责任方式为“著”可省略。 示例1：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示例2： 许毅等著:《清代外债史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中译本著作，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放在题名之后。 示例：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卷合订本，第429－431页。 2.析出文献：析出文献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见）文集责任者（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册／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文集责任者前的“见”在不产生歧异的情况下，可省略。 示例1： 汪子春：《中国养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见自然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382－391页。 示例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为同一作者时，可用省去责任者。 示例1： 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示例2： 李志刚：《早期传教士在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第135－143页。 书信、档案资料等应标识析出文献的形成时间。 示例1： 蔡元培：《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见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著作、文集的序言、前言有单独的标题，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 示例1： 黄仁宇：《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示例2：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见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页。 3.古籍： 古籍既有传统的刻本、抄本，也有具有现代出版形式的标点本、整理本、影印本，情况比较复杂，可根据古籍形式的不同选择标注方式。 （1）抄本或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名）／版本／页码。其中篇名、部类名为选项。原刻本标注版本信息，页码有两面，标注时应注明，用a、b或上、下区分。 示例: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九页a。 （2）标点本、整理本、影印本 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古籍为现代出版形式，引用时可参照现代著作（包括析出文献）的标注方式，其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卷册、页码。 作为文献题名的一部分，卷次、部类名及篇名应与原著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