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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刑》;法家学派简介;法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发展于战国初中期的李悝kuī、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完善于战国后期韩非子。韩非子综合前期法家思想,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法家的先驱人物管仲、子产,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
战国初期,魏国相李悝整理诸国刑法,著《法经》六篇(已失传)。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进行封建化的改革,他总结地主阶级的经验,认为政治制度与法令都是强国利民的工具,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法令制度,并直接用于对秦国的政治、经济等的改革。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变法相比,商鞅在秦国实行的法治不仅全面,而且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使法家成为在理论??与儒、道、墨等分庭抗礼的一大学派,也使商鞅成为我国法家学说的开创者与奠基者。;商鞅虽然提出了法家的法治理论,也在秦国进行了大量的法治实践,但他只讲“法”不讲“术”,即商鞅重视法令法律制度的建设,而不注重使君主掌握统治官吏的权术,不能阻止大臣发展他们的个人势力,因此与商鞅同时的申不害提出了重“术”的理论,“术”即权术,它强调巩固封建的君权,使君主掌握权术,防止大臣发展个人势力,阻止篡夺君权行为的发生。
另一法家思想家慎到提出了重“势”。“势”即权势,是统治者用来统治人民的政治权力,强调统治者认识掌握政治权力的重要性。
战国后期,韩非子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慎到三家思想,克服了三人学说中片面的地方,提出了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法治理论。;韩非子看到商鞅只讲“法”不讲“术”,使君主不能掌握操控大臣的权术,不能防止大臣图谋造反夺权,他认为法治是封建君主巩固统治、图致富强的手段,但是还要掌握“术”。他说:“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只有“法”而无“术”,就会削弱君主的权力,增长大臣的权力。因此,法和术必须结合使用。“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也,皆帝王之具也。”他也看到申不害重“术”不重“法”,结果使宪令不一,造成违法增多。他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他还认识到“法”和“术”必须以掌握政权为前提,而且必须为政权服务。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说明法令与政权结合的重要性。他提出法、术、势相 结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前期法家思想。“法”即成文法令;“术”即指国君根据“法”控制官僚的手段;“势”即政治权力。国君依靠权力推行法令,用术控制官僚,防止图谋造反行为。三者结合构成韩非子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因此在治国方略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主张严刑竣法,监察官吏职守,建立官僚制度,提出重农抑工商的观点,提倡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法家思想代表了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战国时成为“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法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有《商君书》、《韩非子》等。;商鞅生平及思想; 离魏相秦 舌战群臣
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庶出公子,虽出生于贵胄之家,但出生时已家道衰落,不能享受贵族特权。春秋时,卫国一向弱小,他在卫国也无何地位,故年轻时即来到魏国,投靠魏惠王宰相公孙痤cuó,做公孙痤的家臣。公孙痤发现他”有奇才“,于是在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做宰相,并说:“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认为他病重在说胡话,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他。
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孝公因为诸侯轻视秦国,所以发愤图强,下令求贤。求贤诏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当时公孙痤已死,商鞅听到孝公的求贤令,就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
至秦国后,商鞅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去求见孝公。前两次他用五帝、三王之道游说孝公,孝公不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因为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于世的心思,即用春秋五霸称强诸侯之道去游说,打动了孝公的心。由于思想投机,两个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席也。语数日不厌。”于是,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 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秦国贵族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 。贵族甘龙、杜挚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 。
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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