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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的“格调说” 文法学院 11汉语言文学 1211110215 聂玉伟 一．沈德潜的生平简介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生于康熙十二年，卒于乾隆三十四年。早年家境贫寒且屡试不第，过着连蹇不遇、以授徒教馆为生的窘迫生活。那时的沈德潜虽然出生寒微，生活贫苦，但是凭借其对于诗歌创作与研究的浓厚兴趣，仍能够活跃与当时的诗坛。康熙四十六年，沈德潜与张锡祚、张景菘、徐夔、陈睿思等人结成“城南诗社”；十年之后，又建成“北郭诗社”。据《年谱》所载，于康熙四十年，尤西堂先生见沈德潜《北固怀古》、《金陵咏古》、《景阳铜歌》等诗作时赞叹曰：“此生他日诗名不在而辈下。”当时的诗坛领袖王士祯亦称扬其“不只得皮得骨，直已得体。”， “横山门下尚有诗人”。可见早在入仕之前，沈德潜已经表现出深厚的诗学涵养和较为成熟的诗学思想。至乾隆四年，他方中进士，时年已至六十六岁。此后深得乾隆厚遇，称其为“江南老名士”，沈德潜此后仕途一帆风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时名重朝野，集荣宠尊贵于一身，其诗学思想也因而得到了肯定和广泛的流传，以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当时文坛的执牛耳者。沈德潜卒谥文悫，赠太子太师。但因沈德潜曾为东台已故举人徐述夔作传，赞其品性文章颇有可法之处，而徐述夔被清高宗认为存有悖逆之语，致使沈德潜于卒后十年，被牵连追夺，碑文磨灭。同年，清高宗御制怀旧诗仍将沈德潜列为五词臣末。 二．沈德潜的诗学著述 沈德潜一生著作颇丰，有《竹啸轩诗钞》、《归愚全集文钞》和《归愚全集诗钞》等，但沈德潜对诗坛的主要贡献，及其所秉持的诗学思想，都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诗评和诗选当中。他的《说诗晬语》、《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与其诗歌创作相比，产生了更大的意义和影响。在康熙五十四年，年过四旬的沈德潜开始编选《唐诗别裁集》，两年后完成付刊。同年酝酿编撰《古诗源》，并于康熙五十八年完成对《古诗源》的编写；在雍正三年，《古诗源》刊行之后，沈德潜开始着手编《明诗别裁集》，历时???年成书；于乾隆十八年，写成《杜诗偶评》，并且开始选自己弟子诗，编攥《七子诗选》；乾隆廿五年，《清诗别裁集》编竣刻成；乾隆廿九年，《增订唐诗别裁集》廿卷刻成；乾隆三十四年，沈德潜在其门生陈明善的协助下，以九十七岁高龄编选陆游、元好问诗，撰写例言，抒写评点，在其病重期间仍选录苏轼诗若干首，但是未来得及点评，便于同年九月病故。其门生陈明善为其整理遗稿，并予以刊行，成为《宋金三家诗选》。 三．“格调说”的产生 “格调说”的兴起与明清时期古、近体诗共同兴盛的创作风尚密切相关。因前代以风骨为核心的古体诗审美范畴和以意境为核心的近体诗审美范畴已经不适应此期创作现实，古体和近体的兴盛客观上要求诗论家建立一个超越风骨和意境的范畴作为审美原则，格调论就这样应运而生。 清代格调派的产生是清代诗歌史演进嬗变的必然结果,有其内在的深层逻辑。其产生的外部环境,是康乾以来的盛世背景、乾隆朝文化氛围及文人心态:而其产生的内部原因则鉴于宗宋派的偏失、神韵说的流弊两个方面。为了矫正清初宋诗热的偏失,沈德潜及其格调派重提唐诗传统:鉴于神韵说产生的流弊,沈德潜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努力把诗歌从玄虚莫测拉向现实人生。因此,尽管同样学唐,神韵派瓣香王、孟、韦、柳,沈德潜却对杜甫情有独钟。沈德潜及格调派前期代表之所以选择尊唐黜宋的老路,原因正在于此。沈德潜之所以肯定明七子的“格调说”,原因也正在此。　　 格调一开始运用到诗学批评领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理论。真正把格调上升到诗法的理论高度,并对明清两代“格调说”产生深远影响的,首推严羽《沧浪诗话》。严羽“学乎上”的观点直接被明七子继承。另外,明初高棵编选的《唐诗品汇》,严分初、盛、中、晚唐诗的做法对明七子格调说也有很大影响。格调正式成为复古派的理论旗帜,始于李东阳。李东阳不仅把格调引入复古理论,还提倡用格调品评诗歌。明七子进一步继承李东阳的格调说,从评分格调出发,达到分别时代之升降、尊唐黜宋的复古目的。鉴于格调说的明显弊病,明七子中的何景明、徐祯卿、王世贞、胡应麟、陈子龙等人对其展开修正。但是,明七子内部的这种修正是在既定规则之内的有限修正,其目的是折衷调和,故而其合理性受到很大制约,其修正效果也大打折扣。真正对明代格调说展开清算、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是公安派、钱谦益等。在经过公安派、钱谦益的清算挞伐后,格调说的弊端广为人知。但是,随着公安派末流诗风的率易浮滑,暴露出其诗歌理论与明七子一样存在矫枉正过,从反面证明徒讲性灵、抛弃格调依然是行不通的,这就促使清代人对格调说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修正。这次修正是在格调说的弊端已经昭然天下、诗文革新运动已成燎原之势的背景下展开的,由此决定这种修正既不同于复古派内部的简单修修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