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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管理的主体;;2011:“公共焦虑”催生社会管理新思路 ;“公共焦虑”之痛已经在促使一些领域产生新的公共治理思路。“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只有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他们才能增强对公共决策结果的信任感,切实认识到自己的权益和责任,既维护应有的公共利益,也不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才能真正打消因公共资源、公共空间使用和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公共焦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说。 ;所谓社会管理主体,就是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出者和执行者。社会管理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活动中,承担各类管理任务的政府机构,也包括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其他社会组织。一般来说,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管理的主体,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在利益共享、信息协调、责任共担的基础上,共同参与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的主体是由从事管理工作的社会成员构成的组织系统。它包括:(1)管理人员。有了合格的管理人员,管理主体的其他部分才有活力。(2)管理机构。只有按一定的形式组成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的作用才能发挥。(3)管理职责。职责是组织的权限。管理权限主要指管理工作中的决策、指挥、执行、检查等职责。(4)管理制度。管理制度规定了对管理人员的要求,规定了管理机构的构成,还规定了各种层次的管理职责。 ; 第一节 社会管理主体的历史变迁 ;一是自主进行村落公共事务的管理。村落范围内的道路、沟渠、桥梁、教育、医疗、各种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以及秩序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村落自己来实现。
二是乡村生活的自我帮扶体系。有基于邻里熟人关系而结成的换工网络,基于血缘人伦的帮扶网络,基于宗族责任的对弱势村民的救助体系。
三是地方的管理方式,主要是长老和乡绅等乡村精英的非正式治理,即所谓的“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1. 县行政的治理结构
秦到清代,始终以县为基层政区,县行政集财赋、司法、治安、教化为一体,权力比较完整,一直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秦代至明代县署行政人员分为三部分:一为县令、县长、知事、知县等主管人员;二为县丞、县尉、主簿等佐贰;三为掾、吏、佐等掾属和吏员。三者的职能和相互关系,体现了县行政的治理结构。他们从级别和职能上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干部、科级干部以及科级职员。;2. 乡里组织
中国古代乡里组织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秦汉至隋唐,以士大夫治其乡之事,乡里组织首领人员属于乡官,乡官具有国家基层官员和“乡大夫”的双重性质。至唐代中叶,开始从乡官制度转变为职役制度。自明代起,里甲兼行赋役与乡村自治职能,此外,还存在以治安为主要职能的保甲组织。; 乡村生活实行乡里制行政管理。乡里制度的宗法性与行政性的高度整合,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历代乡里制度都是以对全体乡村居民进行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它拥有按比户口、宣布教化、督催赋税、摊派力役、维持治安、兼理司法的职权,被称为“治民之基”。;3. 乡绅势力
“父老”存在于战国至明清,是与国家相对的重要的社会势力,以其拥有的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宋代以后,“父老”只是作为国家“恤老”的一种象征而存在,其势力的弱化是因被一种更为强大的社会势力——集族权与绅权于一身的乡绅所代替。;“乡绅”是“官”与“民”联系的“中介”和“桥梁”。乡绅的功能在于:表率乡里;上行下达,调节官民关系。官府利用乡绅,既容易取得乡绅的支持,又容易取得百姓的信赖。乡绅之所以在宋代以后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在于统治阶级对于儒学的弘扬和倡导。
民国时期,为了弥补政府权力在乡村一级的缺失,逐渐确立了乡镇政权的地位,试图取代乡绅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的格局至此得以改变。
; 建国后,在城市,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在农村,逐步确立人民公社为农村基层政权机关,从而形成了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控体制。城镇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具有典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根本无法立足。; 计划体制时期,社会管理意味着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国家直接面对民众,消解了精英与社会组织对国家治理的缓冲作用;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网络,通过国家队民众的总体性控制和参与式动员进行国家治理,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组织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支撑力量,而作为另一现代国家治理核心支撑的制度则发育及其缓慢。
; 随着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社会多元化、社区化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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