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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创业日志(二) 非典型创业日志（二） 10月30日（星期四） 下午三点的会议，我给他们读了一段关于齐克果（Kierkegaard）哲学的话，他在区分两种人生观——审美的、伦理的。 “审美的人追求快乐，然而他是以讲究趣味和优雅的方式来追求的。其品格的本质特征在于他避免介入任何事情，无论这种事情是个人的、社会的、还是官方的，这将使他的选择局限在抓取直接吸引的东西。随着日月的推移，他会认识到，对一时之自由的要求实际是对其力量的一种限制。鉴于此，他转向伦理阶段，立于社会制度之中，接受由此而来的义务。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去满足道德法则的要求，他都会发现自身的力量无法与之等同。” 这话来自于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的第四卷。大学时，纯粹因为题目，曾读过齐克果的《勾引者手记》，它就像福柯的《性史》一样让我一头雾水。如今，借由安东尼?肯尼，我第一次明了（至少是假装明了）齐克果说的是什么。 这个丹麦人想说，不管是审美的、还是伦理的，都无法获得他们期望的自我实现，只有宗教令个人获得真正的实现与超越。 齐克果对于我们正在召开的会议有关吗？我年轻的同事们，一边听我说话，一边刷着微信的朋友圈。我想起了齐克果在1854年时创办过一份杂志《时刻》，它的英文翻译与朋友圈一样，都是The Moment。 齐克果一生想对抗存在之焦虑。当我们时代的年轻人说他们“刷的是存在感”，他们讲的是齐克果的语言。 存在之焦虑曾是20世纪的政治世界的原动力，各种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兴起，正是为了缓解这焦虑。在这个意识形态衰败的时代，它变成了商业行为的推动力。苹果电脑、Facebook、Twitter不都是为了缓解这焦虑吗？通过最新款的iPhone，你觉得分享了最新、最酷的理念、你觉得与一群领先者处于同一群落。在Facebook、微信上不停歇地分享自己的照片、把自己的琐碎之思不断地示人，狂热地等待着点赞与评论，不都是一种自我确认的方式吗？这是一种新的部落主义（tribalism）。 我们也是这潮流的一部分。把那些哲学家、思想家、作家通俗化（也可能是庸俗化），塞进那些我们要兜售的物品、活动中，是我们的生存哲学。我们想将物质精神化，又将精神物质化。 即使在最佳状态，我们也会陷入审美人生的陷阱。品味、愉悦、新奇，这些都是对伦理的人生（更不用说宗教）的逃避。 不过，这顾虑对于这下午三点的会议毫无意义。 星期三（11月5日） “BuzzFeed山寨版‘微在’：中国精英的阿猫阿狗图网”，德国《明镜》在10月25日这样宣称。 “新的最爱BuzzFeed克隆微在（）”。斯科特?兰姆在10月27日的twitter写道。他是BuzzFeed的副总裁，负责这家网站的国际业务拓展。 该把这当作赞赏，还是一种苦涩？我们正在加入从伊斯坦布尔到班加罗尔的行列，成为这家公司的最新模仿者？ 自2006年创办以来，它已是英文世界最炽手可热的新媒体公司。当《华盛顿邮报》以2.5亿美元出售、《纽约时报》收入下滑、不断裁员时，它的估值达到8.5亿美元、还在继续扩张，甚至宣称自己在向严肃新闻靠拢。它的创办人Jonah Peretti普遍被称作“病毒式内容”的缔造者，他知道如何让一条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他将BuzzFeed定义为“社交时代的媒体公司”。 不过，它的内容与审美不仅不是我喜欢、反倒是反驳的对象。它列清单式的文章、有关宠物的各种照片、还有明星八卦新闻，即使谈论政治、经济事件，也有太多的嘲弄与自以为是的小噱头。它正是这兴起的互联网文化的典型产物——着迷于一种常常“低俗”的趣味，但这趣味提供了一种奇怪的心理按摩、创造了一种亲密感。一些时候，它们甚至把广告与内容混杂在一起，支配了新闻界上百年的“国家与教堂”间的界限毫无意义了…… 我从未想过，它会和我有什么关系。2001年进入新闻界以来，我满脑子都是《纽约时报》、《时代》式的理想。它们的腔调是知识分子式的，他们不仅承袭 “第四权”之说，监督可能滑向腐化的权力，还自觉地成为了教育者，向公众描述一个变化的世界。它们描述、塑造美国社会。我很期待能在其中扮演类似的角色。从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最初的几年中，一种短暂的半自由状态曾鼓舞了很多青年加入新闻业，他们似乎同时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与市场经济的甜头。这些青年人热衷于成为中国的《时代》、《财富》、《华尔街日报》。他们富有朝气，想为曾被意识形态长久扭曲的新闻业提供新的标准，但大家很少承认这背后的内在焦虑，所有的标准都来自西方，我们仍在沿袭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维习惯，一代一代最杰出的头脑，似乎不过是他人的另一种翻版。 10多年过去了，这雄心与朝气都变做了苦涩、怨恨与自我否定。在权力与市场的双重挤压下，媒体行业不仅没有变成塑造中国社会的力量，反而沦为了一个市值小得可怜的生意。在新的话语狂欢中，知识分子的视角与腔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