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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助推洪宪帝制？ —— 袁世凯称帝背后的六股张力 某种程度上，袁世凯的称帝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拦不住。那么，都谁在助推洪宪帝制呢？ 第一方，老大袁世凯。政治理念本就是君主立宪。在坐稳了民国大总统的席位后，四顾无人心茫然，既对革命党的无法无天深恶痛绝，更架不住内心的渴求与宵小的起哄，终于起了帝制的意念。 第二方，大公子袁克定。克定落魄后，人才清醒过来，而且晚年很有操守，但是年轻时候犯昏——虽然说理念上我不认为帝制有什么不好，但是不理解中国人民的猴性（不知国体与政体的区别，听见皇帝就跳脚，听见共和就狂喜）而胡乱走子，就算臭棋了。 第三方，袁身边的新宠们。水涨船高，随着袁世凯位置的高升，手下老兄弟们，也都一步一步高升。中国传统社会下，这种高升只会影响他们的亲密关系。中国的宫廷悲剧，子弑父、妻鸩夫的，何况江湖兄弟？随着段祺瑞等老兄老弟与袁世凯之间隔阂的加深，代之而起的只能是一些新宠了，他们是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奉天军务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宗、拱卫军军需长袁乃宽等（人称“帝制七凶”，与筹安六君子被人并称为“十三太保”）。也不知互相之间是怎么博弈的，是老大的意思新宠们猜着了，还是新宠们的怂恿得了老大的欢心。反正他们互相绑架着上了。 第四方，筹安六君子外加一位洋君子。相形之下，我更愿意相信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筹安“六君子”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理念而行事的。 杨度的代表作是《君宪救国论》，中心意思是：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后，必欲逼成共和，反而耽误中国的救亡之策；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中国即使共和，也必得以专制精神才能治也；人民虽愚，但民权方面，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咱得真立宪。［1］ 孙毓筠、李燮和、胡瑛三人原都是同盟会的骨干，干着干着，估计发现革命不地道了，遂转为帝制的拥护者。 刘师培，国学泰斗，与章炳麟齐名。这种人参与帝制，更与道德无关，与政治理念倒很相关。 严复，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他学贯中西，一代启蒙大师，民国第一任北大校长，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武昌起义后他给莫理循写信曰：“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30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2］ 不得不承认，严复这30年都说得太少了。史者喜欢说严复晚年消极保守，不知是国人性子太急，把革命搞成了传销，想一夜跑进共和，结果人仰马翻损失惨重。相形之下严复一直是严复。他的政治理念原先是洋务维新，后来是君主立宪。这种稳健实在，既不讨好革命党，又不讨好革命党忽悠之下的民众。当然，没有革命党忽悠，民众也不喜欢严复，义和团把严复当特大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就是最好的明证。 六君子之外，还有一位洋君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议人、中国外交与国际法方面的大才子顾维钧的博导、袁总统府的宪法顾问、美国古德诺。他的《共和与君主论》成为袁世凯走向帝制的理论支撑。其实他是个称职的法学顾问（袁世凯的另一个法学顾问是日本的有贺长雄，他比古德诺性情勇猛，不但跑到日本给袁活动帝制，甚至自称袁的外臣）。基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他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后来的《天坛宪法草案》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两个宪法都采用法式内阁制，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所以中央行政权应该强劲有力。更鉴于国会中党派偏见太深，导致国会一权独大，所谓的三权平衡，特别是行政权被压成个橡皮图章，很让古德诺不以为然。［3］ 第五方，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按唐在礼的说法，日本公使日置益、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和有贺长雄、美国公使芮恩施、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德国公使穆默等，“他们对袁的帝制自为都不仅怂恿推动，而且催促得很厉害”。唐在礼说：“就我所知，当时外国使节没有一个对袁称帝表示不赞称的。确实难怪当时袁世凯认为世界列强都在支持他这件事”。但是最后外国列强全都翻了脸，这让袁和他的亲信们很意外，唐在礼说：“我对当时各国使节的前后言行异致，多年以来一直是个闷葫芦，解放后经过学习，对于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目有所认识，才不觉有什么稀奇。”［4］ 其实，唐在礼还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以英美论，英国公使朱尔典在欧战爆发前与袁世凯密谈，他与美国公使都支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但他的条件是，若中国无内乱，才可行之。以德国论，正如唐在礼所言，“袁世凯羡慕日本明治的励精图治，更羡慕称霸全欧的德皇威廉第二的强权政策和俾斯麦的铁血主义”， ［5］加之德国公使们与老袁小袁父子两个的交情——穆默从袁世凯直督时，就是袁家父子两个的好友了；1913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