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外交中的矛盾性(初稿1).docVIP

论曾国藩外交中的矛盾性 曾国藩在历史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并不是专业的外交人员，一生中直接处理的外交事件只有天津教案，但是他的外交思想影响了很多人，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等的外交实践中都可以看到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影子。很多人评价曾国藩在外交上的作为是“卖国”，但其实在对外交涉中，曾国藩也有过抗争，内心有过挣扎。因此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作为封建士大夫代表的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往往表现出矛盾的一面。 一、曾国藩外交中矛盾性的表现 （一）抗争与妥协并存 曾国藩在处理“阿思本舰队事件”时主要表现出抗争的一面，有利的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曾国藩认为购买洋船为“救时第一要务”“ 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是其主要目的，因此曾国藩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希望“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改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但是因为代办购置船炮事物的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官兵全用英国人，所以他认识到“惟李泰国在京所陈轮船条件暨贵衙门议定章程，与前此购船之初似已失其本意。”同时认为“购船云者，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带中国师船，则蔡国祥仍为长龙舢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轮船之于长龙舢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处，譬之华岳高耸，众山罗列，有似儿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因此强烈要求舰队遣散，并且在回复奕的信中建议“又虑该洋兵等逗留滋事，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用不测之威，弭无穷之患，一举而数善俱备，固宜中外翕然称快也。”虽然所购七船以化为乌有，但是维护了国家主权，粉碎了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的阴谋，并且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可谓是一举两得。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曾国藩深刻的认识到了列强的本质，认为“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耳。”所以要对列强“虚与委蛇，疏而远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曾国藩抗争和强硬的一面。 而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有妥协也有抗争。在天津教案前曾国藩就抱定“，力保和局，曲求和好”，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更是一味妥协，为了满足法国的要求，尽快结案，不惜牺牲无辜百姓。在初期还认为“人犯无多，深负委任，更恐洋人不肯输服，转致枝节横生。日来激励各员，不得稍存宽纵，务令多缉正凶，以示持平而全大局。”不忍以无辜百姓充数，但是在清政府一日一函、迫于星火的压力之下，曾国藩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初衷，竟然提议“将来第二批奏结，或再办首从犯各数名，或与洋人订定抵偿实数，中国如数办到，请旨敕下总理衙门核定行知臣等，以便遵循。”不再讲求“证据确凿”、“罪当情真”了。似乎是只要列强说出个数，就可以抓多少个人，并且将知府、知县交刑部治罪。他的这些妥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谴责，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最后他自己也认识到“府县下狱一事，当时乍接罗使请以三员抵偿之照会，只求和局之成，仓卒定议，办理过柔。事后思之，深用自恨，以为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并在妥协中进行一些抗争： “如再要挟不已，系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对于法国大使罗淑亚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提督陈国瑞正法一事上述皇上，指出“诚如圣谕，洋人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力陈“此事万难允准”。由于他的力争才使张光藻、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而没有被正法。曾国藩在回复张光藻和刘杰的信中，表示了愧疚之心，“鄙人办理津案，实昧机宜，致阁下等受此无妄之祸，自觉无面目相对。”并且“拟与李相均致书盛京、吉林将军，请其沿途照料。其黑龙江将军向未通函，亦拟婉切详言，属其加意优待。”并筹银1.1万两，许诺供给资用，尽力设法，使之不致久羁殊域，以表示自己的愧疚之意。 （二）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1.对待列强 “乃逆夷性同犬养，贪求无厌”“臣查西人天性好胜，睚眦小忿，不肯甘休。“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 “惟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这些都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列强的本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欲壑难填的侵略者，曾国藩竟然还提出与洋人交往要讲求“忠信”，将他在待人处世方面中主张的“言忠信，行笃敬”应用到对外交往中。在给同僚及下属的书信中指出“一，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凡中外交涉之事，总以必诚必信为主。稍涉欺饰，为其所窥，则以后虽千言之实，不能挽回一次之虚。前函所云“渐”、“恒”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