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撤关外”探析.docVIP

【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遂乞终制，不许。十二月进按察使，视事如故。（《明史》卷二五九 列传第一四七 袁崇焕列传）】 应该说这段话并不长，可是一个在奸人当道、民不聊生之时挺身而出的大英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明史的这种对比描写，对于袁崇焕的光辉形象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对明末天启年间忠奸善恶的评判。然而，历史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题，仅仅只有是与非两种答案，人物也并非仅仅只有奸与忠两种面孔。历史学是一门需要在对史料记载的反复辨析和考证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基本讨论的学科。而具体历史问题，也应该多方面考察不同史料，互相较比之后，才能确定其真实性。不加考校而对历史问题随意的下结论是非常不严肃的行为。而所下的结论，也是颇有疑问的。本文欲通过对一些基础史料的研读，就《明史》所载高第“尽撤关外”的说法寻根究底，以图恢复历史的原貌。 其实《明史》关于高第“尽撤关外”的说法很简单，出处也极少，在明末史料中出现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出自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卷一 辽西复守纪事），大略如下：【中枢高第以柳河之故下檄马帅，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弃关外四百里。宁前道袁公崇焕身卧宁远以争曰：“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高不得已止撤锦右守兵回关，并驱屯兵、屯民以入】。而另一处出自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卷十二）：【乃自下檄文龙，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弃关外四百里。崇焕、元仪力争之，元仪谓，奴三年不来，非天幸也，实以我兵势既张，畏而不敢尔。柳河之役，我损失不过四百人，中朝自欲张大其事耳。而奴实以船城之失过于是，且逼于沈阳，而心怀忧悸。如不撤兵，奴必不敢轻我而来。如撤即奴窥我之怯，其入犯也必矣。请身系司败，直至明春，如不撤而来，与撤而不来，皆甘军法。莫之省。 崇焕身卧宁远以争，曰，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第不得已，止撤锦右守兵回关，并驱屯兵、屯民以入。公私所屯粮，俱不许运，凡弃置数十万石。】 应该说这两份资料的记述基本一致，事件涉及的主要人物有三人，分别是督师孙承宗、经略高第、宁前道袁崇焕，事件的大致经过是督师孙承宗因柳河之役的原因被罢免，接任者经略高第下令尽撤关外，宁前道袁崇焕坚决抵制，使尽撤关外的行动只完成了一半，可是真实的历史真是如此吗？ 首先来考据一下高第的生平：高第，字登之，滦州人（即今河北滦县），具体出生年月现已无考。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临颖县令临颖县在河南，当年属开封府，各方志中的高第传记都说他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而且比较廉洁，缴上来的赋税根本不拆封，就直接送到开封府上，由此杜绝了耗羡的弊端。高第“转户曹，榷浒墅关”，也就是派去了苏州钞关收商税。高第升大同知府，是正四品官了。当时财政紧，各地王府宗室俸禄难以支付，高第从自己的官俸中捐出三千两银子来补助（其主要对象当然是在当地就藩的代王等）。由以上记录似乎可以看出，家底殷实，对钱财等事项至少表面上并不贪婪，是以廉洁奉公，慷慨捐资为升官之道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高第从大同知府转为山东按察副使（《实录》作按察使，但从后文来看应为副使），以府台转臬司，品级虽不变，通常被视为升迁。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高第考满，再从山东副使升为湖广右参政（从三品）。《湖广通志》说：“高第……分守荆西，修学宫及魁星楼、尊经阁。捐资区画，不烦民力”。不久后，高第升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再升为陕西右布政使（从二品），很快又升山西左布政使。天启元年（1621）三月，吏部以高第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令其巡抚大同。据《永平府志》，《滦州志》等记载，他私人出资七千两银子，助给边将的抚赏。高第曾著有《抚云疏稿》一书，当为此时的奏疏集子，可惜早已散轶，无从得见。天启二年十二月召高第入京，为兵部右侍郎，进入明朝的枢画中心。三年三月，高第再次升迁，为兵部添设左侍郎，次年正月又成为正牌左侍郎。天启四年（1624）二月，高第却突然致仕。天启五年正月，大学士魏广微上疏，推荐两位原任兵部侍郎李瑾与高第，请皇帝再次起用两人，以加强京城的防守。二月，起高第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负责械等事务。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