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四学案.ppt

/history/special/wusiyundong/shijiandeniandai/#liuyan 学以 致用 “五四”运动：救赎中国（Ⅳ） 导语 作为“五四”运动主角的知识精英阶层，经过了“五四”的洗礼后在关注点和话语主流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关注政治（国家主义的盛行）→不谈政治谈文化（寻求文化重构和反省）→不谈政治谈社会（无政府主义等宣扬社会实验）→谈政治谈社会（社会改造）。 此时的精英们都是心性坚韧又坚持理想之辈，因此“五四”过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精英们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实践运动。 在整个20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对民主的向往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3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而与此同期的种种政治派别和思潮流派，无一不是上述两个主义间组合嫁接而成的变种。 孙中山：用不民主的“党治”实现民主的目标 孙中山强调革命党的建设，集中地表现为“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理论。我们知道，按孙中山的设计，从军政到宪政，最关键的是训政这个时期，只有训政的任务完成了，才能过渡到宪政。到实行宪政之时，才完全由人民做主。训政时期是由革命党来训练人民，教他们学会自治，学会自己做主。所以，革命党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以党治国”。 蒋介石：中国传统政治色彩浓厚的新威权 19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新传统主义的文化诉求，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以之为国家的核心凝聚力。 中国青年党：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至上 以“国家主义”为信仰的青年党创立之初，便以“反共”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对于国民党，也因为其曾经联俄容共、后又一党专政而大加反对。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共两党都还没有提到团结御侮的时候，青年党提出:“我们很诚恳地忠实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流变 在整个20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对民主的向往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3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而与此同期的种种政治派别和思潮流派，无一不是上述两个主义间组合嫁接而成的变种。 五四时期，两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吸引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条道路叫作“过程”，陈独秀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抓住确实是社会变革的科学，城市是这种变革的所在地，工人是这一变革的关键。第二条道路叫做“意志”的力量，李大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道德和冲动力的新解释，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因而强调只有在农村完成了自我的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毛泽东最后选择了“意志”的力量这条最艰难也是正确的基层改造之路。? 李达：将马克思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王明：推动极度激进的制度和社会改造 共产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制度。因此，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后，仍应给他们以生活出路，让他们通过劳动生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王明在这条改造的路上走得更远，甚至要从物质、经济上压缩阶级对立面的生存空间，直接消灭地主和富农个体。这种极“左”思潮在刚刚起步的中共历史上无疑也曾喧嚣一时。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