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docVIP

熊光清：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摘要：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主要表现为：政治认知倾向于全面与深刻，政治态度倾向于理性与客观，政治情感倾向于独立与温和，政治信仰呈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局面。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变迁；政治发展 一、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1.1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1956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i]。后来，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等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大规模跨国调查，并写作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该书成为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阿尔蒙德和维巴所界定的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识、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ii]，在这里，政治文化涉及认知取向(cognitive orientation)、情感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和评价取向(evaluative orientation)三个层面。他们把政治文化划分为村民政治文化(the 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臣民政治文化(the 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和参与者政治文化(the 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三种类型。通过对这五个国家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分析，他们还提出了一种以参与者政治文化为主体的混合类型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并认为，这种公民文化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特别适合于民主政治体系；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也需要公民文化的支撑，否则很难成功。 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Jr.）出版《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组成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iii]他们突破了以往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对文化同质性的假定，并对政治文化的三个层面，即：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阿尔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把政治文化建构成为一种解释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分析工具。 回顾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说，自从这一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以来，其半个多世纪的兴衰发展经历了一个马鞍型的变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其创立和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新兴的政治文化理论倍受青睐，成为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政治文化理论遭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不少人指责它保守、僵化，低估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从而使政治文化理论退回到政治科学的边缘地带，几近被废弃。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结果也遭到许多质疑。[iv]例如，对美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崇尚就被批评是一种“自我文化中心”的偏见。不过，即使强调民主的不同内涵，多数研究者还是承认民主化发展与政治文化间的关连性，公民文化被认为是民主化的重要基础。[v]进入20世纪8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出现新的转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初显复兴态势，到80年代末期，这场复兴全面展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进一步繁荣起来。[vi] 可以认为，政治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面的因素。一方面，政治文化直接表现为这些作为存量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另一方面，这些存量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又会对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的传承机制。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又是强大有力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政治生活比喻为辽阔大海上的冰山，那下面庞大的部分便是社会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