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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自由与传播责任 当前，以层出不穷、不断更新的媒介及传播技术和手段运用为特征，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以信息处理与沟通技术为核心、由电脑和传播技术的演进所带来的巨大的转变过程中。传播技术的演变和社会的变动，将我们带入了由新媒体和新传播技术“主宰”的网络化、传媒化时代。 “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按照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新媒介不仅“改变我们的思维”，而且“改变我们世界的结构”。传播技术的变迁，改变了传媒对事实的呈现方式，也改变着传媒构建社会的方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人平等地获取信息、平等表达意见成为可能。传媒日趋改变政治实践，进而成为公共话语的载体，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不断扩大，民众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意义共享，共同推进着社会政治和民主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技术思想认为，技术作为社会化的产物，乃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方式”，技术的力量体现在“技术有助于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同时，技术又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也是人追求自身解放的基本路径。”历史发展表明，人类的每一次解放都是在技术发明与改进的基础上取得的。正如互联网的发明，把人从信息空间的阻隔与时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社会又始终是一个技术化的社会。从逻辑上说，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复杂关系，亦直接对应性地体现于媒介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发展的关系之中。 在当代社会，人人都有根据需要与境遇选择各种技术形态的自由与权利，人人都有使用和利用技术实现正当利益的自由与权利。对传播技术和工具的使用、选择亦然。然而，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特殊技术，“信息传播技术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种工具，技术的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的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就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信息传播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呈现主流媒体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在传媒的社会控制相对严厉的社会中，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更加重要。 同时，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就其物质层面而言，技术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因素，因为“任何技术的应用都会关涉价值”。技术的价值可分为潜在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层面。从技术发生学的角度看，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其“实践价值既可能有积极的方面又可能有消极的方面。” 技术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必需手段，技术创新没有极限，但技术的应用却有禁区。对它的使用总是受制于人类社会的一些规范和限制。“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言，是价值理性对于工具理性实施驾驭意义上的限制。也就是说，任何技术的运用都应该是合理地调节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前提。”“微观上，要从人权、人性的尊严出发，限制技术对人权的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危害；宏观上，要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限制技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害。” 互联网是信息时代最具革命性的技术媒介。它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参与社会运行与文明建构，深刻影响着历史进程。但是，以技术价值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发现其传播技术及应用也存在着技术困境、技术风险或技术负效应。网络传播技术赋予每个公民以使用自由，使用者既可以获取信息，也可以发布信息，技术催生的媒介形态甚至将个人的言论自由发挥到极致。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空间，网络暴力事件却屡屡发生；利用网络工具偷拍、偷录侵害隐私或自爆隐私等违反传播伦理的事件屡禁不绝；利用网络恶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以博得眼球的行为更是成为畸形的常态。在自由的网络世界，真理总是同无穷的谬误混杂在一起，这令300 多年前弥尔顿所谓通过“观点的自由市场”让理性的公民在“自由的辩论”中获得对真理的认知的设想，在互联网上几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有甚者，一些心怀叵测的组织和势力，也常常利用网络进行颠覆政府、危害社会、引发社会恐慌的活动。不久前爆发的英国骚乱事件中，以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网站和以黑莓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就被指责为传播煽动信息、组织串联犯罪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便利。 由是观之，在一个技术化的社会，随着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刻，技术使用的困境已成为一个亟待重视的现实问题。任何自由都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即使在网络虚拟世界，对传播伦理、传播道德和传播责任的遵从也与现实世界毫无二致。当前时代，社会公民培养和具备必要的技术素养，明确传播责任，遵循传播规约，合理地使用传播技术，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现代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传播研究 现代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传播研究一从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关闭评论说起 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决定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随后大量关于薄熙来的消息充斥在网络媒体上。许多人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上怀疑北京将有变故。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