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比较.docVIP

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比较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两国创办近代企业（或者说近代化）的起点。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与欧美诸国不同的要点。比如说，中日两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都不是本国资本主义萌芽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来源于外国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引进；不是从轻工业的商品生产开始的，而是从非商品的重工业军需品开始的；不是从私人民营工业开始的，而是从封建官僚的“官办”开始的。虽然，中日两国近代机器工业的起步和创办过程，具有许多共同点，然而，时过三十年，其结果是，日本一跃成为亚州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却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中苦苦挣扎，甚至濒临被瓜分的危机。何以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竟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差异，因此，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具有复杂内容的问题，它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教育等方面，本文仅仅就经济方面，即就其与近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方面作些比较分析。我们大致用横向和微观的比较方法，首先对中日两国在创办近代企业中各自的经济政策进行探讨；其次，综合起来比较异同，“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意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挖掘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 　　 一 　　 在两国，最初着手发展的均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军事工业，官办的军事工业，都没有能够发展为资本主义，但事情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样，“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进步会把所有其余的部门也带动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71页。)。军事工业的创办和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出现了某些带有本质性的变化。其次，航运业构成了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企业的桥梁，并与流通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航运业在两国都是紧接着军事工业而着手发展的部门。棉纺织业是生产典型的大众消费品的部门，初期，两国在这一部门都遭受了来自外国商品的最严重的威胁。而1890年，日本棉纱开始向中国出口，这一部门也是反映两国工业发展差距的最典型部门。因此，这里就以航运业，棉纺织业为例，来探讨中日两国创办近代企业既相同又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军用工业的发展遇到了缺乏交通能源、资金等方面困难，洋务派从实际活动中感到需要办理军事以外的企业，以支持军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提出“求富”的口号，企望发展有经济效益的生产事业。但是，洋务派要有所作为，必须解决面临的两个难题：一个怎样筹得创办近代企业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另一个是如何罗致懂得洋务的人才。当时清政府通过长期的内战消耗，财政竭蹶，无力为创办新式企业提供财政力量；而在人才方面，地主阶级知识界有如李鸿章所描述的只知空洞学问，对洋务有关事物“漫不经心”，所知非常浅薄(李鸿章《全书》，朋僚函稿，第13卷，第30页。)。显然只有在官场之外另辟蹊径。如果完全由商人来办，那清政府是不会放心的。他们说，企业归商不归官，则“久恐争利滋弊”(李鸿章《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29页。)，“非善为倡导，则不能集事”(《洋务运动》六，第35页。)。所以洋务派官僚便提出“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其目的在于在官府的监督之下，招来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兴办民用企业。 　　1873年1月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所创的官督商办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出现，立即引起一向行走江海各线的外国航业的嫉妒和反对。每当轮船招商局的轮船在江海行驶时，旗昌、太古等轮船公司便在同时，同一航线上将运费减去一半乃至2／3，有些航线的运价甚至照原价削减五分之四（如上海——宁波线运价由每吨2．5元减为0．5元），企图用跌价竞争的办法把招商局扼杀在摇篮里。从1873年到1877年，在剧烈的竞争中，招商局依靠漕运专利，官款协济和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勉强维持下来。而“意在陷人，不遑自顾”的外国航运势力在这场倾轧中，也很少利润可图。旗昌轮船公司因在削价中受到亏损，于1877年将各埠码头，仓库连同轮船十六艘作价220万两全部盘售给招商局，可见招商局在它创办的初期曾一度同外国轮船公司有过竞争的，这种竞争对外国资本的入侵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轮船招商局这时所拥有的固定资产超过了当时任何一家在华的外国轮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从此可以打破外资轮船公司的垄断局面了，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到了1877年，在招商局情况日见好转的条件下，为了避免同外国轮船的竞争，李鸿章就指使唐廷枢与太古，怕和在国内主要航线上订立了“齐价合同”，三家公司按一定比例规定水脚收入，货源分配和轮船吨数，并且议定统一的运费标准，以排挤其他轮船公司参与竞争。从此，招商局“增减运价”，推行航线，悉受洋商操纵，我国商帮大受运送迂缓，运送奇贵之苦”(《交通史航政编》第8册，第1064页。)。这样，不仅招商局的事业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