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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韩明谟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从它的实施和方法论演变的意义说可以分为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和新社会学调查三个不同的里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个里程，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可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30年代中期至1952年为第二个里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1979年社会学恢复至今为第三个里程，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一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社会学逐步茁壮成长起来的历程。 【关键词】社会学调查 社区研究 完全参与 理解社会学 模式比较法 一、引言 1994年岁尾，接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前系主任乔健教授寄来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这是他于当年10月28日在该校就职人类学讲座教授时的演讲辞。他觉得“这个题目需要所有关心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学者们认真注意与思考一番”。所以决定把讲辞的草稿分送“同行中的前辈与友好”。他希望能对讲辞有关的问题，引发更多的讨论，以解除讲辞中所述的困境，以便对前景的实现，有所助益。讲辞所谈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有四：一是从中国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发展的历史看，三者名称上混乱，分不清，影响了三个学科各自的发展；二是“意识形态对学术派别的干预”，即所谓“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独专的局面”；三是“功利主义的压力”，他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教育当局、大学领导、家长、学生都不约而同地会问：一个大学生学了人类学出来能干什么？能找到什么样的职业？”四是现有人类学的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他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社会而发展出来的，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分析像中国这样内含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性差异极大的社会。他认为困境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严重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是没有前途的。相反，他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前途是远大的，前景是美好的。他对这种美好的前景也提出四点看法：1、中国一直是人类学者，事实上是所有与研究人类文化历史有关的学者都渴望研究的地方。2、中国具有世界上最长久而且是连贯不断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具有人类学研究资料的丰富宝藏。3、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在一起经历了数千年岁月，而共存共荣的团结的民族。她在世界上绝无仅有。4、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之一，研究中国文化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可以用来充实、更新当代人类学的内容，促进它的发展。最后他诚恳地希望关心与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实事求是地团结起来，认清并克服当前的困境，美好的前景是“一定会早日实现的”。 根据以上简要介绍，作为他的一名友好，我愿意响应他的提议，讲一讲我个人的看法。我的论题不准备对上述困境与前景作一番全面的探索，而是着重从第四个困境即“现有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的论点谈起，着重从这样一个侧面，即从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历史发展来分析。当然从一个困境出发作重点分析也许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要涉及到其他几点困境或前景问题。这是其一。其二，我是想以费孝通教授几十年来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活动的成果为实例来说明我是如何考虑问题的。当然在这里我还得说明一点，我是把社会学、人类学、成族学混为一谈来论证问题的。我希望这个错误在本文后来的发展中能够得到谅解和辨析。 二、第一个里程碑 1、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学早期代表人物，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1932年底曾说：“在中国，采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状况，只不过是近十年的事。”[1] 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系统看，中国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大多起始于本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学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1918—1919年间，美籍教士甘溥(S.D.Gamble)与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I.S.Burgess)等曾仿照美国春田社会调查的成例，调查北京社会状况，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北京，一种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1921)，这是高等学校城市社会调查研究的开端。这时在上海有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葛学溥(D.H.Kulp Ⅱ)指导学生在广东潮洲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1925年在美国出版，书名：《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1925)这是高等学校乡村生活社会调查的开始。 从此之后，社会调查研究的活动逐渐盛行，出版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到1935年前后发展到了高峰。我把这段早期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名之为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第一个里程约有二十年，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