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治理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拷贝版)试题.ppt

提高特大城市治理能力 加快北京“城市病”治理及京津冀协同发展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赵 弘 研究员 主要内容 一 、“城市病”及北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 二、北京“城市病”的主要原因 三、抓住关键、多管齐下，推进“城市病”治理及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 、“城市病”及北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明确指出：“北京的优势在于地位高、体量大、实力强、变化快、素质好，但不断发展的北京又面临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包括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也包括十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蓝天难见、繁星无影、河水断流、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北京已经患上了相当程度的”城市病”，必须下决心动手治理，不把难题都留给后人。”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城市病的概念 （一）城市病：概念、成因及分类 “城市病”的“病因”（三个主要原因） 1. 规模过大 “城市病”一般出现在大城市 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发生“城市病”的概率越高 一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一味追求规模扩张，城市交通、公共服务等各种配套跟不上，引发“城市病” 2. 城市空间结构失衡 人口、资源需要在一定城市空间上来布局，若空间布局合理，则城市具有更强的承载能力，同样的人口资源条件下不大会发生“城市病” 反之，城市结构不合理，城市间、城乡间资源布局不合理，各种社会资源尤其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过度集中，城市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无法满足激增的人口的需要，降低了城市的承载能力，超出承载限度便会引发“城市病” 3. 体制、政策不合理 在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政策，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限制、束缚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 二元结构的“剪刀差”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农民在土地上不能获取应有的物质和精神满足 因此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努力离开农村，不断涌向城市，降低城市的承载能力，从而引发“城市病” 1.复杂性——“城市病” 成因复杂，往往多重因素叠加，问题则表现在人口、环境、交通、居住、资源等方方面面 “城市病”的特点（三个主要特点） 2.并发性——“城市病”往往与“农村病”同时存在 3.阶段性——“城市病”是大城市发展的阶段性问题、阶段性矛盾；在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等不同阶段，“城市病”都有可能出现，但主要矛盾和侧重点不同 “城市病”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城市病：是过度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造成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猛涨等系列问题。 例如伦敦、纽约、洛杉矶等地的“城市病” 经过多年的治理，这些大城市在经济规模继续增长的同时，“城市病”也得到有效缓解，实现了城市的有机更新，城市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另一类城市病：是没有处理好发展和经济的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城市到了一定程度集聚了很多的人，可是经济产出有限，贫富差距悬殊，发展成果无法为所有城市居民分享，城市二元结构突出，但集聚的趋势却非常强烈。同时，在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人口的管理问题，城市贫困、失业、贫民窟、犯罪率提升等成为“城市病”的主要体现。 例如墨西哥城、巴西里约热内卢 2000~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增长781.2万人，年均58万人。2009年，全市常住人口突破总规确定的到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的调控目标；2013年达到2114.8万人 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北京面临首都特有资源优势对人口强劲吸引力 1. 人口过快增长 北京常住人口从500万增加到1000万用了33年，从1000万增加到1500万用了19年，而从1500万增加到2000万仅用了6年 （二）北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 常住外来人口增长是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近十年，在北京新增人口中，户籍人口增长占23.9%，常住外来人口 增长占76.1% 常住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3年的21%增长到2013年的38% 常住人口增量主要分布在朝阳、海淀、丰台城市功能拓展区以及昌平、大兴、通州城市发展新区，共占全市常住外来人口增量的83.5% 交通压力巨大 2013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540万辆，是2003年的2.5倍 2. 交通拥堵严重 机动车从200万辆增加到400万辆，东京用了22年，北京用了6年 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增速加快，从200万辆增加到300万辆用了4年，从300万辆增加到400万辆用了2年，从400万辆增加到500万辆用了3年 北京机动车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道路面积尤其是停车场面积的增加 停车难已经和道路拥堵一样成为北京交通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汽车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