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网络视景及其适用性.docVIP

“公共领域”的网络视景及其适用性 朱清河 刘娜 【内容摘要】当前，学界对网络“公共领域”命题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博客、网络论坛和网络时评等视阈内，且嘉许有余，反思不足。在用“公共领域”概念的传统核心价值范式检视当下中国网络媒体基本状貌之后，本文认为，所谓的“网络公共领域”既不是哈贝马斯理想中的公共领域，也不是他所批判的伪公共领域，而是一种“半公共领域”形态，其现实境况与理性公共领域之诉求“相去甚远”。 【关键词】半公共领域 平等开放 理性批判 共识 公共利益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理论讨论是在一个特定历史语境内展开，并被囿于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范畴。纵令如此，我们仍能挖掘出概念本身的核心内涵与内在规定性，即平等开放、自由讨论、理性批判、关注普遍利益、达成共识等。这些摒弃了特定语境和特殊限定的内涵具有普适价值，并可被置于任一具体语境中进行探讨。在转型期的中国，网络为我国的民主和法制进程做出了贡献，推动了我国的社会进步。近几年来，正是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性、易得性、互动性、共享性等公共性特质的彰显，像周正龙案、邓玉娇案、“躲猫猫”案、“天价烟”事件、“钓鱼执法”事件等大量社会事件，通过互联网得以迅猛，并最终真相大白，公益、公平和正义得以伸张。针对目前逐渐增多的对于网络与公共领域关系的探讨，尤其是对网络“公共领域”大唱赞歌的观点，本文拟从现实主义的批判视角对此进行反思，在此基调下，着重探讨“公共领域”概念及其内在规定性对于网络媒体的适用程度。 一、公共领域基本理论表征与诠释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概念目前已成为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各类学界学术研究的“热词”与“富矿”。1989年，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被译成英文，这成为世界范围内对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滥觞。该理论并非哈贝马斯首创，此前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人的条件》中已做过一些论述，熊彼特、布鲁纳、杜威、雅诺斯基、查尔斯·泰勒等人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过研究。 阿伦特在分析人的条件、极权主义起源和现代宪政困境等问题的过程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公共领域问题。她认为公共领域是与私人地盘相区别的一个共同的空间，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她著名的“圆桌”比喻，生动诠释了此观点，即公共领域如同一张桌子，周围坐满了人，每一个人都被桌子联系起来，同时分离开来，如果这张桌子突然消失，那么两个对坐的人不再彼此分离，与此同时也不再被任何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阿伦特非常强调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空间的神圣，“世界若欲包含一个公共空间，它就不能是为某一代人而建立起来的，也不能只是为活着的人设计出来的，它必须超越凡人的生命大限。没有这种向着潜在的尘世永生的超越，任何政治，严格说来，任何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都是不可能存在的。”①在她看来，只有超越了狭隘的私人领域，人才能更加接近人性的本质。并且她强调从不同的视角来促进共同生活的丰富，认为这种公共生活的丰富性能够抵消专制的力量，而与集权政治相伴随的往往是公共领域的消失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的产生。在阿伦特的视域中，政治性、公共性、普遍性以及观点的多样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领域理论做了系统的论述，并在学界对其颇有微词之后，做了多次反思和修正。尽管如此，这些“纠偏”仍然建立在他最初的蓝本之上，因此对于我们厘清他的一脉相承的基本理论观点并无大碍。“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普遍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② 由此观之，哈氏眼中的公共领域概念蕴含的基本体貌无外乎：一是开放性，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二是自由与独立，不受任何权力机构和个人的强制，自由集合，自由讨论；三是关注普遍利益，谋求公利而非私利；四是需要媒介进行传播和辅助，以保证信息的充分沟通与交流。汪晖循此逻辑把公共领域归结为“非强制地参与，在体制化的保障之下自由、公开和理性地讨论普遍利益问题，促使公共权力的合理化” ③等诸多表征。 哈氏在其后期更为成熟的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