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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的父母谈教育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曾问他的父亲大仲马，哪本书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作品。这位写过《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等脍炙人口作品的大仲马却脱口而出：“我最得意的作品，那就是你呀！”可见，不论古今中外，人们对自己子女的成功，是最为看重，也最感自豪。这种因子女成功而产生的“得意”，有时甚至超过因自己成功而体验到的快乐。中国人自古便有重学的传统，父母们最迫切的愿望，便是子女学业有成。而博士冠是学苑之花，更是许多父母对子女的最高期望。几乎每一位博士和博士生的求学之路上，都有父母们用心香与思片编织的轻荫。这种充满挚爱与信赖的轻荫是人世间任何东西都难以取代的，它既是在求学的沙漠中学子可以望见的切近的目标，又是学子们在艰辛拼搏之余稍事休憩的绿洲。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有一子一女，儿子现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此，我是有深刻体验的。假如有人向我提出小仲马向其父提出的问题，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内容的回答的。成功的子女确实是父母最珍贵的得意之作。假如有人换一种问法，问我有什么“秘诀”使儿子能顺利进入欧洲文化与学术大本营--巴黎大学攻读博士，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尽你所能，与你的孩子一路同行吧。生活会给你出乎意料的回报的。 　 彩虹出自青山里 　 我的儿子金佳出生于1973年，童年是在距松花江不远的山乡度过的。当年的生活是艰辛而又清苦的。我和丈夫属于老三届下乡知识青年中年龄最大的“老高三”，当年温课备考甚至身体检查、填报高考志愿等都已经全部就绪了，不料“文革”开始，升大学的梦想一夜间化为泡影，从此踏上了充满坎坷的插队之路。也许是因为年龄较轻，也许是因为过于天真，我自下乡之日起，就把“扎根农村”这句口号当了真，不像同时下乡的同伴们那样，把返城当成唯一的生活目标。我下乡的地方很偏远，是小兴安岭余脉与松花江交汇之处，临江有一带宽约二三十里的冲积平原，再往北便是绵延不绝的深山密林。我所在的小山乡恰巧座落在平原尽头山峦隆起的半山腰上，早晨起来如果天气清朗，可以在屋中望见远处白带似的松花江水，而黄昏时刻晚风乍起，坐在小院里则可以听到村后大树林深沉的叶鸣声。说实在话，一些下乡青年事后都喜欢把乡下描绘成可怕的地牢，苦不堪言，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名为“兴凤山”的小山村，山水清丽，民风淳厚，是极为可爱的。我是确确实实做了在这里生活一辈子的准备的。几年以后，我结了婚，当上了当地中学的老师，还把家安在了公社所在地的小集镇。那是一个真正的家，两间整齐又漂亮的泥草房，座落在一个很大的池塘边，房前屋后是足够大的菜园，门外则是通往中学校园的土路。丈夫也当了中学教师，但他喜欢搞一点文学创作，时常在省内的报刊上发表些小说、散文。我们要教课、要种菜、要养猪养鸡，要像当地农民一样种口粮田、扒炕抹墙打柴禾，日子很辛苦、很忙碌，也很快乐开心。就在这期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不久丈夫被抽调到 省里编辑文学刊物，家中便只有儿子与我为伴了。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性灵才赋，大体上是在零岁到三岁之间形成的。我认为这个说法与我的体验是相符合的。我的儿子之所以在后来的求学之路上，扎实稳健，聪颖透达，与他在山乡的童年有直接关系。在儿子出生与丈夫回省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尽管儿子还小并不懂事，可我们夫妻二人已把小小的孩子做为家庭里不可忽视的成员来对待了。乡村的夜晚似乎是格外的长，吃过晚饭，忙完了屋里屋外的活，我们夫妇二人便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把咿呀学语的儿子围在当中，教他说话，教他走路，教他作种种游戏。一旦我们教学忙起来，或丈夫写作熬夜，我的学生们便会争着抢着把儿子抱到自己家中，与那些善于与不懂事孩童讲话的老奶奶们一块逗着他玩耍。农民虽然不休星期天，但我们是教师，要算是乡村里的“贵族”，星期天放假。那时，我们忙于莳弄菜园，便会带上儿子进菜田，看瓜、看果，数花、数豆。那时，我和丈夫与山乡的农民及农民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我们的儿子更成了大家都特别喜爱的孩子。我们最留心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与周围农家的孩子一样，决不向他灌输“高人一等”的念头。让他生活在一种与身处的大自然、接触的乡村人完全融合的天然自在的氛围里。那时，我们是来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我们希望儿子能从小熟知自己出生的土地、自己生长的山乡，作一个“有根有底”的人。虽然我们也许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我们心中也深知，中国这个古老的大陆文明之国，历来便有“将军拔于卒伍，宰相起于州郡”的文化传统。数起来，历朝历代成就大事业的杰出人物，出身于都市商埠的几乎绝无仅有，而兴起于荒山僻野的却屡见不鲜。真正的人格决非塞满机谋巧诈、充斥市侩恶习的市井所能造就。所以有些人以为我们把孩子留在身边、留在乡村是不明智的作法，劝我们把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