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歌曲中的文化认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技巧.docVIP

邓丽君歌曲中的文化认同 内容摘要：邓丽君的歌曲在80年代的台湾地区风靡一时，民众普遍的接受度反映出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生态。本文试图从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三个维度来探讨从邓丽君歌曲中体现出的与时代相生的台湾地区人民的普遍心态。 关键词：认同；想象；民族共同体；文化危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地区，邓丽君的歌曲可谓传唱一时，她甜美温柔的声音成为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说，听者总是试图从传播媒介中寻找一种可以将自我与他者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而从邓丽君的歌曲中延伸出的家国情怀和孤寂感伤催生出一种台湾地区人民共有的经验。这种经验通过想象的方式得以重建。作为想象的形式之一的歌曲，使得想象的共同体在听觉上被表现出来。在时代背景下，齐唱着《甜蜜蜜》、《丢丢铜》、《小村之恋》的台湾人被“请进”一个和谐一致的场合，一个可以给予他们安全感，令他们饱含信心的文化共同体之中。 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之一的邓丽君因其演唱者的身份无疑更具典型意义。邓丽君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她在台湾流行歌坛上扮演了一个不寻常的角色，她以区区歌手的身份，对横互眼前的政治生态竟产生与众不同的魅力及巨大影响力……对邓丽君的种种议论似乎已经超过其个人的意志范围，而成为众人的大事。但毋庸置疑的是，邓丽君的歌曲作为一种文化符码必定体现出一定的文化意义，并且与那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试图从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三个角度详细阐述邓丽君歌曲中体现出的三种文化认同。在此之前，先谈谈这三种认同的概念。 身份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即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群体包括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宗族、民族、种族；地缘关系的村、乡、县、市以及亚洲、东方等；法律关系的如国家、国际组织等。个人通过群体认同，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群体中，并产生“归属感”，视这个群体为“自我”，而视群体之外为“他者”。例如，“台湾民族主义”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外来政权，是“非台湾人”势力的化身，并把外省人视为阻碍台湾社会本土化的“他者”。身份认同受到历史记忆的影响。历史记忆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是由社会群体共同建构出来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其集体记忆，社会群体依靠这种集体记忆得到凝聚和延续。 政治认同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认同，是公民对于其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之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自我牺牲。 文化认同意味着接受并归属一种文化。卡尔霍恩说：“自我与他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在名字、语言和文化当中形成的‘自我认识’。” 台湾地区文化有三个源流（互相交融并存），一是作为台湾地区文化主流的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干的中原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影响日益广泛的西方文化，主要是美日文化，本文主要讨论日本文化；三是在商业文化冲击下日渐衰微的台湾地区本土文化。因为邓丽君身份的特殊性，其与这三种文化都有密切接触，因此她的歌曲主要体现出对这三种文化的认同。 一、中国传统文化认同 邓丽君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原籍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邓丽君的母亲是山东泰安市东平县人，父亲邓枢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1949年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台湾。因此，邓丽君是出生于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作为一个“外省人”，邓丽君自然从小深受父母“外省文化”的影响。她热爱古典诗歌和戏曲，10岁就参加中华电台黄梅调歌曲比赛以一首《访英台》获得冠军，11岁参加国语朗诵比赛获得全县第一名。 两蒋统治时期，国民党为台湾地区民众建构了“认同中国”、“国民党正统”的历史记忆，但是这个“大中国意识”却是以“反共”与忽略台湾历史为代价。在对台湾地区民众的历史教育上，一方面“肃清日本统治的遗毒”，建构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鼓吹建立“文化大国”，自诩为中国“道统”、“正统”的承继者，把反共说成是保卫民族文化。儒家文化成为台湾当局安身立命的基础。在此政策上，兴起了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运动”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广国语；限制本土文化（限制说闽南语，限制歌仔戏、布袋戏的演出）。由此看来，依赖戒严体制而生存的国家机器，基本上乃是以中原文化与代表中国为主要取向。在国家主导之下，战后台湾地区的主流知识都渗透了国家民族、道德争议与英雄崇拜等大规模、大格局的价值观念。 那么邓丽君所认同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呢？ 邓丽君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中国人，无论在世界何处，我都是中国人。”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1949年，撤守到台湾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及移师至台北的国民党，以正统政府自居，并坚持“国家的版图涵盖中国大陆全部及蒙古、西藏”的立场。因此在学校学生们所看到的中华民国地图，可以说只是一个巨大模拟的虚像，而邓丽君正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强调“我们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