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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牍 主 义 批 判 襄阳市纪委 程元银 不深入基层，不接触群众，不了解实情，只坐在办公室里靠文件、表格的运转来推动工作，这种现象被称为文牍主义。如今，随便走进哪个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那些公文、材料、统计报表等，都是一大摞一大捆，几箱子几柜子的，特别是办公桌上，几乎是堆积如山。这“文山”一词便由此而来。文牍主义的特点是“一多二长三虚四繁五乱”。 一、文件种类多 3张，再到了市里县里，就会是4张、5张了。三是重复发文。电视台放了，电台播了，又上了报纸，因特网上也有了，还要印成文件印成书。四是交叉发文。同一序列的各部门之间，对同一内容的公务各自发文，甲对乙乙对丙丙再对甲，如此循环，只是所占的角度有所不同。 有些人对公文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制发公文是一种“权力”，是“派头”，是“身份”，谁能制发文件就说明谁的权力大身价高。由是公文向下延伸发展，制作公文的场所越来越多，几十人的工厂，几个人的部门，也制发红头文件。于是，在文件编号中出现了“间发字”（车间文件），“科发字”、“股发字”一类的新“品种”。 还有的以为多写报告多发指示，可以体现“政治敏感”，才气横溢，而被提拔重用。有的上级也认为这样的下级是紧跟照办，能力很强，应予奖掖。 2、红头文件多 红头文件其实又有很多种类。有编上号码的《通知》、《决定》、《意见》、《工作方案》等，还有随时编发的《通报》、便函……某地一市直部门（正县级）2011年时有各种编上顺序号的文件7种，如×发、×文年共制发文件1个，平均不到3天就有一个红头文件问世。7年年底，一次就收到主题相同、内容相近的文件8份，共计50多页，2.6万多字，相当于一部中篇小说。 3、工作简报多 工作简报的形式可真是八仙过海，名目繁多。有“××会议简报”、“××教育简报”；也有“××情况”、“××资料”、“××信息”、“××通讯”、“××动态”、“××工作”；还有“内部参考”、“领导参阅”、“会议决定事项”、“院刊”、“厂况厂貌”、“工商简讯”、“蔬菜行情”、“校纪与校风”、“音像管理”等等。凡有机构，必有简报下发。局有局报，院有院刊，馆有馆况，厂有厂貌，处有处情。一些厅局级部门差不多都编有5种以上简报，下发简报期。使得基层单位的文秘人员整天忙于收发简报，应接不暇。简报一多，必然内容重复、雷同。年，某市某单位收到了市爱卫会“爱国卫生运动简报”编发的一期题为《灭鼠除害运动已在全市城乡展开》的简报，几天后这个单位又收到了一份由市卫生局“卫生工作情况”编发的一期题为《人人动手、消灭鼠害》的简报。两期简报的内容，大同小异。华北某省宣传部有个内部《情况反映》，100期以上，发行六七千份，2008年竟出了120期，平均3天一期。2009年初，有位省委书记粗略统计，他每天收到的各种简报约五六十份，其中2/3以上是没有实际内容的废话、空话。 25岁，党员，1991年1月参加工作”；另一份是“李辉，男，58岁，党员，1970年中专毕业，同年参加工作”。主要事迹全是溢美之词。但从表格上推算，王刚12岁就参加了工作；而1970年正是“文革”期间，李辉能从哪所中专毕业呢？再分析这两个人的名字及其年龄，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捏造的。 5、公文变废纸 公文多了，人们看不过来，或者公文质量低劣，人们不愿看，这公文就成了废纸一堆。“生产”文件的部门为了显示自身的功能，不管“产品”是否合乎时宜，是否适销对路，是否产生效益，只管一个劲地发、发、发，其结果是“供需”脱节，文不对题，“产品”积压。对一些领导者来说，“满眼文书堆案边，眼昏偷得暂时眠”。而对另一些同志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他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有个在部队当过文书的同志写了一段回忆录，批评形式主义的文风。大意是：他在省军区政治部保密室注销文件时，发现有近一半文件是原封不动退回的。那些公文太多太滥太长，实在没有时间看，有时能坐下来看点文件，但文件又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其中有的文件精神早在十多天前，甚至一个月前报纸电视就报道过。所以不少人看文件是一目三行，甚至连标题也懒得看，先一天保密室发下去，第二天又原样退回来。2008年，他们保密室办理各种秘密以上文件就有5790份（不包括那些内部文件），密码电报396份，传真电报1504份，有的文件汇编竟然长达372页。如果去掉节假日，还有307个工作日，则每天要阅办25份以上才能将文件处理完，哪还有时间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呢？据统计，一个军级机关一年中用于印制、打印、复印各类公文、期刊的纸张、信封、油墨、蜡纸等费用至少要十多万元，还有修理电脑、打字机、复印机需要购买的零配件未计算在内。 二、文翰篇幅长 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党八股》中讽刺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长文章，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而现在有些部门或领导还有这种认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