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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读书报告 ［ 作者：杨魏欣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025 更新时间：2009/2/18 文章录入：admin ］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读书报告 近年来，西方几位“中国学”学者打出“东方中心主义”的旗帜，提出西方率先现代化偶然论，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主要代表人物是弗兰克和彭慕兰。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提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每周新大陆殖民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另外，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中的观点与彭慕兰的观点异曲同工，都脱离了人类社会本身追寻中西社会发展和不发展的原因，琼斯的观点带有地理决定论和欧洲优越感。 作者更倾向于从人类社会内部原因寻求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据，本书指出，彭慕兰把煤矿认作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中国并不存在这种条件。作者列出了数据和事实证明了彭慕兰此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并不缺乏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 作者认为中国的落伍，与西方很早就着实存在的差异，即结构性差异有关，它决定了中西以后各自的发展方向。西欧与中国的传统因素不同—主要是法律政治层面上的传统因素不同，当近代文明来临时，一个似乎水到渠成；一个则百转千回仍不得要领。中西比较的关键主要是探究前工业社会里的结构性差异。 书中就上述差异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阐述了决定西欧社会发展方向的结构性要素是法律保障机制。作者从大量史实中发现，西欧生产者尽管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他们很早就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因此能坚守一种个体权利的底线，比如迫使土地领主不能随意提高地租或增加劳役，地租和劳役量都要在法庭上受到严格的限定；惩罚农奴必须经过法庭由庄园共同体裁决等等。这并不是说农奴不受奴役和压迫，而是说农奴已经根据一种法律体系获得了某种权利，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这使得农民，甚至农民，甚至农奴能有较为普通和持续的财富积累。相比之下，中国在主体权利缺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政治制度，成为了压抑个性阻碍个体发展的负作用，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的薄弱点。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也没有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 综上所述，结合具体内容，可以概括说，本书是从农民个体角度出发，探讨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化对英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英国农村现代化的起源，并与中国同时期的农民社会做了比较研究，另外还特别提出了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注意的问题。 阅读本书，我们能获得很多的启示和思考。第一：本书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概念，例如前原始积累、主体权利、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等，这些概念都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创新性，通过作者对一些重要概念和史实的具体分析，启示我们要透过经济因素这一表象，看到深层次的原因，即结构性差异。第二：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欧的发展，得益于其相对健全的法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健全社会法制势在必行，如何在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在法治社会进程中，更好的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我国现今的发展，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立和切实保障各阶层尤其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群体的权益。第三，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形成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西欧的现代化得以顺利发展，同样得益于其较强的社会流动性，封建社会的西欧，社会流动性较强，“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合法经营，勤劳智慧，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反观中国传统社会，重农轻商、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受到严重的阻碍，长期处于僵化状态，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除了维持低层次的生活保障，很难有其他方式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科举考试等）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缺乏对商业的法律政治保障，不可能有商业交往和繁荣，封建主同样难以具有进取心，只能固守旧土，做封建皇权的奴仆。社会流动是社会转型的标志和机制，我们必须用民主和法制，为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转型建立一个良好完善的社会流动机制，提升弱势群体尤其是数亿农民群体的权利，促进社会的稳定运行和良性发展。 西方的崛起：肯尼斯#8226;彭慕兰的大分流研究 论西方的崛起：肯尼斯·彭慕兰的大分流研究 [加拿大]里卡多·杜谢斯利 王生才 编译 《经济史》2007年第5期 摘要：为什么在世界文明大国中，只有欧洲在19世纪取得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肯尼斯·彭慕兰的《大分流》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至迟到1800年，中国的生活水准和生产水平与欧洲大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