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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公共关系 * * 早在公元前1800年，伊拉克政府官员就发布农业公告，告诉农民如何播种灌溉、如何对付地里的老鼠、如何收获庄稼等，这与现代社会中某些农业组织公关部的宣传材料很相似。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导致公众代表会议和陪审团制度的形成，它为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了一个舞台，而这种变化所产生的舆论导向在当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出现了一批从事法、道德、宗教哲学研究与演讲的教师和演说家，他们在当时被称做诡辩家，他们的演讲技巧被称为诡辩术，而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他们的代表。 亚里士多德运用严谨的思维逻辑和科学的方法写出《修辞学》，强调语言修辞在人际交往和演讲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修辞是沟通政治家、艺术家和社会公众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是寻求相互了解与信任的艺术；他还提出在交往沟通中，要用感情的呼唤去获取公众的了解与信任，要从感情人手去增强演讲和劝服艺术的感召力和真切可靠性。为此，西方的一些公共关系学者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关系著作。 古罗马时代，人们更加重视民意，并提出“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整个社会都推崇沟通技术，一些深请沟通技术的演说家往往因此而被推选为首领。据记载，古罗马的独裁统治者儒略。凯撒就精通沟通技术。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他通过散发各种传单来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便获得人民的支持。他甚至为此还专门请人写了一本记录他功绩的纪实性著作《高卢战记》，后来该书成为一部纪实性的经典之作广为流传。 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是从春秋战国时出现的。在当时社会，由于国家分裂，各种势力不断重新组合，造成了一种社会动荡不安的政治氛围，这在客观上为各种思潮的发端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郑国“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是古代公共关系思想的极好表现。乡校是古代养老和比赛射箭的场所，老百姓常在那里议论和批评政府。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上举足轻重，深受诸侯君王的器重与信任，形成策士游说成风、舌战艺术发达的局面。 当时以齐国孟尝君为代表的“四君子”，家里都养了成群的门客，这些门客在当时主要起提供参谋意见、收集信息情报和外交说服的作用。 门客的种种功能和今天公共关系部的功能有着惊人的相似。《文心雕龙·论说》曾云：“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聘由巧辞，《飞钳》优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战国的游说，以闻名中外的合纵连横之术为最高境界。 商鞅入秦之时，秦国还很落后。秦晚至春秋才立国，又偏处西陲，民众袭用戎狄习俗，“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贵族身亡，以人殉葬，一人犯罪，诛及三族，中原各国鄙视秦国，不让它参加“会盟”。秦国长期内乱，战备不修，魏国乘虚而入，夺去 了肥沃的河西之地。面对如 此严峻的内外形势，秦孝公 于公元前361年继位伊始，就 下令“求贤”，公开承认“诸侯 卑秦，丑莫大焉”，并且诚心 表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 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 土”。 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调查了秦国的情况，于公元前359年提出了变法的设想，可是遇到的阻力很大。就连孝公也犹豫不决，便召集廷议。当时旧势力的代表甘龙、杜挚反对变法，强调用旧法治国，官吏熟悉，人民习惯，即“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杜挚甚至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面对这种情况，商鞅看清形势，针锋相对，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汤、周武不循古法而兴盛，夏桀、殷纣不改变旧礼而灭亡的历史打动了秦孝公的心，因而商鞅的主张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商鞅也因这次辩论达到了变法前的级别最高的舆论宣传。  其次，变法或改革都要取信于民，并且还必须以法治为辅助。由于变法或改革的受众是广大的民众，取信于民有利于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 变法之初，恐民不信，商鞅把一根三丈之木立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宣布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赐10金。搬动一根木头，何须如此重赏，人们自然不信，于是他又下令，将赏金加至50。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门，即赏50金，以示不欺。于是商鞅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 明清时期，公共关系思想开始进入商业活动中。如酒店门口悬挂的写着“酒”的旗帜，店铺门上的“百年老店”招牌，人们经商活动中遵循的“和气生财”准则，都是公共关系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这一时期，人们甚至还有了朦胧的形象意识，已经懂得良好的企业(店铺)名称对顾客的正面影响。民国初年，钱彭寿把他研究字号命名的心得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