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战略,激投融资领域新机会 - 副本.docx

“新型城镇化”战略，激发投融资领域新机会 距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已有月余，集中在“新型城镇化”这一话题上的各种讨论甚嚣尘上。一切还未平息之时，财政部大佬在各种场合之下对PPP模式的力推，无疑为这场热潮再添一把火。然而，与媒体热火朝天的报道不同，现实中的民间资本似乎显得过于冷静、理性。 回顾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一系列的数据，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众多民间资本在当前的利好局面下仍踟蹰不前了。 “中国式造城”催生城镇化投融资平台 认真追溯起来，应当是从2001年开始，由直辖市和各省省会领军，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中掀起了一股做“大规划”的热潮。2003年至2004年，这股热潮达到顶峰，约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一些二三线的中小城市也不甘落后紧随其上，个别城市甚至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纷纷上马。曾有媒体统计，其时全国范围内共有655个城市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现在看来，这场“大规划”热潮更像是城镇化的一场预热。在这之后，更大规模的“造城运动”正式拉开序幕。“中国式造城”，是2005年《城市中国》杂志创刊号的主题。这个短语简单有力地概括了那个阶段城镇化的特点：速度与效率。 “中国式造城”的出现并非偶然。有别于国外城镇化的多元投融资机制，在推行城镇化的初期，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完全依靠政府主导，建设所需资金也由政府负责解决。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财权上移，事权下移，一方面承担了地方建设，尤其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其财政支出日益紧张，财政压力巨大。有数据显示，1993年我国地方财政收支盈余61.20亿元，这一局面自1994年开始出现反转，当年缺口资金已达1726.59亿元。而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推行，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压力。《预算法》中明确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在这种硬性约束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越来越大，一时间不满情绪高涨，中央于是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来补贴财政。从此，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预算外收入”的路上越走越远，并且开始通过多渠道、多途径的融资以支持城镇化建设。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解决城镇化建设中巨大的资金缺口，一批隶属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公司于1997年前后在各地纷纷出现，依托地方财政向银行贷款，以此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银行贷款逐渐成为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资金供应者。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了发展地方融资平台及城镇化建设的助推器。为减轻其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冲击，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采用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在这一宏观政策背景之下，“中国式造城”的速度一飞冲天。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地方投融资平台更加活跃，规模迅速扩张，呈现井喷之势。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宁缺毋滥”，笔者认为放在此处尤为合适。在尚无专门法律法规指引的情况下，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无序发展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其中，融资平台的盈利能力成为被人质疑的焦点之一。其实也不难理解，以政府为背景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功能定位多为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且大多数基础设施属于公用事业领域，这些项目的盈利能力本身十分有限，尤其是道路、医院、公园、学校等公益资产，几乎无法形成收入。而地方财政在分税制改革后偿债能力几乎为负，只有依托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取收入，这也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 城镇化与房地产：不得不算的一笔烂账 在以城镇化率论成败的时代，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城镇化=房地产化。所谓造城，不如说是造楼。 对于政府来说，老城区拆迁征地不仅代价高效率低，还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不如大规划下繁荣发展的新城新区容易出成绩。在“唯GDP论”的考核机制作用下，新城、新区和开发区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在这一轮造城运动中产生的新城、开发区，多为行政指令的产物，在缺乏市场资源自主配置的情况下，新城、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也只能是地方政府全权买单，主导投资。 相对于薄弱的基层政府财力，城镇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只能靠地方政府不断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融资渠道来解决。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的不成熟，土地财政成为城镇化融资的主要模式和资金来源，城镇化与房地产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也因此一度非常融洽——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地方政府获得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资金，建设过程中人口陆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完成城市化率指标的同时，也带动了地方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被出让的土地上建起了成片的高楼大厦、购物中心、游憩广场，再配上宽阔的马路整洁的街道，它们共同成就了这些新城新区的靓丽外表，套用当下时髦的形容词，就是“高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