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儒教研究新思——公民宗教与中华民族意识建构.docVIP

陈明：儒教研究新思考——公民宗教与中华民族意识建构 进入专题： 儒教意识建构 ?? ● 陈明 （进入专栏） ? ????一 宗教问题或视角：大陆新儒学特点 ???? ????相对港台新儒学，同在同宗孔子；同属于现代性语境即科学、民主及其背后的理性、人权等问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均坚守中国本位立场，或者寻求二者之汇通，或者讲问题解决方案“本地化”，或者拒斥反对。 ????不同之处，话语形式上主要是以宗教而非哲学作为理解、建构儒家文化的视角和平台，将徘徊于知识与生命之间的话语明确推向宗教。将儒教知识合法性和价值合法性的论证建构放置在文化与民族生活和生命的关系维度，而不是中西文化关系的维度。牟宗三也主张儒教说，但他只是在宗教哲学层面上就教论教，在教与教之间进行理论比较，而没进入实践领域，更没有从现实出发将其与文化认同、身心安顿及政教关系结合起来讨论。这是时代使然，社会条件使然。 ????这主要应该是因为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已经不再是当代思想的主流论述，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韦伯问题”不再成其为问题，文化认同、文明冲突的理论给后冷战时代的文化赋予了新含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之后，又发表了《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这是一种白人基督教中心的发问，我们可以关注，思考，而不宜简单东施效颦，人云亦云。譬如说，亨廷顿可以通过塑造自己的敌人而强化其国内认同，而我们显然不可能。相反，最近西藏和新疆的一些事件清楚的提醒我们，中国内部的国情也与美国很不一样。我们是要追问我们是谁？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回到过去就可以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自己去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个人以为近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定位由工人阶级先锋队调整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将共产主义的革命目标调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执政目标，是更加重要的变化，值得作为我们思考儒教的语境而给与足够的重视。 ????下面来谈谈具体情况。 ????蒋庆关心的是“中国性”（chineseness）的丧失与重建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性是一种由儒学定义的文化性。其本质，在人性上表现为道德即仁、义、礼、智，在政治上是“王道”；它们来自圣贤的教诲和启示；这种教诲和启示则是来自天或天理。这是他对儒学的绝对性和有效性坚信不疑的原因所在。他认为，近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实际是“以夷变夏”，而“政治的西化是一切西化的核心”。根据“王者沟通天地人”的论述，他提出了“议会三院制”的当代政制设计：“庶民院是代表民意的议院，它是民意合法性的代表。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之合法性，其功能相当于西方古代之贵族院，是能真正继承贵族传统的。通儒院是代表儒教价值之议院，是超越神圣之合法性的代表，‘在中国政治中，只有儒教具有宪法地位’。”儒教国教化则是实现这一构想的最好途径。 ????康晓光的国教论与蒋庆的不通是方法上或策略上的。所谓策略，蒋庆实际是一种“替代方案”，国教化意味这制度改变，而康晓光则是“儒化共产党”即只换思想不动结构的改良方案——他甚至认为现在已经跟儒家的仁政比较接近了，例如权力的交替就是“禅让制”。从理论上讲，蒋庆是本质主义者，康晓光则是工具论者。他是康有为和亨廷顿的混合体，通过儒教国教化，复兴传统、整合华人，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这种文明冲突的语境里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最高目标的。 ????在儒教与中国间划等号，实际就是在中国和汉族间划等号，并且是狭义的文化上的“诸夏”，即跟特定思想价值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如，汉族基督徒就不包含在内。他们是“诸夏而退于夷狄者”；其极端形态就是“护圣翼教”的文化至上主义者如倭仁、叶德辉者流，把文化抽象地高悬于国家和族群之上）。这如果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傲慢，那就是受到了西方所谓“民族国家论”的暗示。把作为ethnic groups的汉族当成nation不仅忽略了传统文化本身的现代性升级的问题，更为帝国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七块论”期待提供了理论支持。如果说以儒教整合全球华人——实际是汉人，几乎没有可能性的话，那么儒教国教化导致境内各不同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紧张感加剧则是十分现实的并且意味着巨大危险和威胁！ ????由于历史的原因，即满族人主政，近代孙中山的民国革命所诉求的民族主义在一开始实际具有相当的狭隘性。反而是保国会“保国保种保教”兼顾并举的主张比较均衡，因为它是从“黄白对立”即抵抗作为侵略者的“白人”殖民主义者这一诉求出发提出的，对境内各族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主张以中国民族代替汉族之名的梁启超甚至接受“黄帝出于昆仑之墟”的说法，以使这个符号获得更广泛的民族代表性。国族的名词就是他最初提出的。遗憾的是，由于内战和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