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烙印》论文.docVIP

新诗文体建设的奠基之作 ——论臧克家诗集《烙印》 Cornerstone in the Stylistic Building of New Poetry--On Zang Kejias Collection of Poems “Brand” 李 钧 作者单位：李钧（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摘 要：臧克家是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重镇”。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臧克家以他独到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新诗文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诗集《烙印》就是这样一部奠基之作。 关键词：臧克家；中国新诗；文体建设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钧(1969- )，男，山东齐河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文章编号：1002-3909(2004)04-0114-04 从1929年12月发表处女作《默静的晚林中》，到1933年自费印行《烙印》成为“文坛上的新人”，臧克家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诗歌写作之路，在“中国新诗史上打上了文体建设的第一个‘烙印’”。他“对新诗文体的正面建设的关注，将他和不少同时代诗人区分开来”，“如果说闻一多是中国新诗由爆破转向建设转折点上的开山人，那么将这一转折沿着中国化路向推向纵深的大诗人之一便是臧克家。” 五四新诗运动的目的在于运用白话，主张“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甚至是“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而对新诗的文体建设并不看重，忽视了诗学规范。因此，无论《尝试集》、《女神》还是其他的新诗，大都因处于初创期而显得像个刚放开小脚的女子，步态生硬而踉跄，暴露出种种的缺陷：要么过份因袭古诗，生硬挪用、半文半白；要么滥用外来语汇，欧化严重、呈“洋泾浜”腔；要么以方言俗语入诗，自视“民族化”……。虽然“言文合一”是五四新诗运动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但是也带来了诗歌的叙事化或小说化、散文化趋向，几乎变成了“分行的文字”，造成了诗歌文体的“审美缺席”。面对这种状况，一些先觉者开始着手新诗的文体建设，臧克家尤其看到，“‘五四’时期那种自由体的形式发展下去，令人对新诗发生一种潦草浮泛可以一挥而就的想法”，不仅如此，“一般人把新诗看得太容易，写几篇歪诗便自命诗人，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因为看得 太容易，所以随手乱涂，给社会上的人对新诗以恶劣的印象。这种人是新诗的罪人。”正是在这种自觉的反省中，他开始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新诗文体建设的探索，《烙印》即代表了他实践方面的创作成就，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诗集。 [2]（P270） 民族性：“古典”的功力 臧克家的新诗含蓄凝重，做到了贺拉斯所说的“甜美”与“有用”的统一，其风格的形成首先得力于他深厚的古典诗文功底。臧克家从小生活在一个诗的国度，祖父、父亲及邻里亲朋都好诗，“我从七八岁起，……几乎无日不翻读这类东西，心与古人灵犀一点通，引为至乐！”“我读古，我欣赏古典诗文，……读时细心，字字句句，一定要吃透”。正是这种浸润其中的渊源家学和私塾教育使他在新诗写作上表现出扎实的古典功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意境，发现新意象，实现了对它们的“现代性转型”。 [3]（P2） “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臧克家《烙印》所突出的“意”即是运用各种手法营造了“悲凉”之境，真挚朴实地表现出了中国农村的残破、农民的苦难、坚忍与民族的忧患。譬如《难民》开头就定下了这样的基调： [4] 日头坠到鸟巢里， 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 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 全诗运用响亮的“汪洋”韵，却勾勒出一个“落日溶寒鸦”的凄凉悲惨画面，与被描写对象的“身份”完全契合：一群难民，一群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贱民”，他们就是这样在各种灾难及昏聩的统治者面前忍气吞声地被驱来赶去，让人们看到了现实的悲苦，看到了作者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怀。这种“悲凉”意境在中国新诗中是第一次集中出现，而这个第一次就丈量出了诗人在新诗创作方面的突出成就。 “悲而不泪”是对“悲凉”的最好概括。同“难民”一样，那些“炭鬼”、“贩鱼郎”、“洋车夫”、“当炉女”、“歇午工”、“渔翁”们，如同“一张古老的帆篷，/来去全凭着风”，飘泊在死沉沉的荒凉的生活海洋上，只有一盏小渔灯相依相伴，“那就是我的信号，/启示的不是神秘，是凄凉。”（《渔翁》）他们像“老马”一样，“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老马》）这样的诗句，只有来自社会底层、与人民息息相通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而不是矫情地“为农民”写作、“为 人民代言”。古人论诗说：宽于用意，则尺幅万里矣。臧克家没有像“革命诗人”那样写“口号诗”，没有在诗行中填满“鲜血与炸弹”，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