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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研究员回顾了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学术期刊的任务，强调了方法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学术期刊发展具有的意义。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激发人们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理论到方法的再认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世界不同范围的文明冲突与对话，也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能够而且需要实现变革的时代。他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与创新必须凸现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推动学术进程。学术研究既要善于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要善于从社会实践当中提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握时代精神脉搏，弘扬自主创新精神，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鼓励学派形成和发展，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期刊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赵剑英研究员在开场白中指出了本次会议的目的。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最突出的是自主创新不足，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结合现实问题的学术创新能力尚未凸显出来。一方面是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匮乏，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的社会科学成果又大量剩余，究其深层根源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因此，从社会科学自身健康发展的角度，我们亟需反思其方法论基础是什么，面对当代社会实践发展的特点，如何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如何从方法论层面奠定起中国学术的尊严？同时，社会科学期刊肩负着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期刊界参与研究方法的理论反思与准备，可以与学术界一道在这场讨论中起互动促进作用。　　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反思及其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吴玉章研究员认为，讨论方法论问题，应特别关注这是学术研究中内在的问题。不仅有创新问题，还有继承问题。创新离不开对问题的研究，没有一个脱离问题的一般方法论。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麾编审指出，从方法上来说可能有具体方法、一般方法的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科都具有共同的学理基础，或者说一般理论应该说是共通的，不同的学科之间确实可以构成相同的方法论基础。　　孙麾编审就学者的社会责任与理论的实现方式展开了论述。他指出，近来学术界对当前中国学术繁荣背后所隐藏的中国学术合法性危机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或者说对学术发展深层的学术创新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诉求。这引起了所谓的文化危机问题。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的认同危机。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理论，但对批判的武器而言或我们的文化身分而言，依然是一个“他则”，更为实质的是就我们思维的事实语境或实践基础而言，那些西化的理论武装同样是一个“他则”。这引申出当前中国学术的失语问题或当前中国学术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合法性的追问究其深层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偏离。学术研究这些年来文本主义盛行，基本上是西方话语的延伸，经验化、个性化研究取代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将所谓规范性研究当做创造性思维本身，结果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症。破解中国学术潜藏的合法性危机必须确定一个核心的理念，这就是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一切文明成果的中国化。　　北京大学哲学系仰海峰副教授以“从分化到整合———重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方法”为主题作了讲演。他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入手，阐述了整体性方法的必要性。其次阐释了学科整合和理论想象力的问题，指出实证化的经验研究只有在这样一个总体性的文化选择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对于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一方面实证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但同时更要意识到怎样从这样一个实证化具体的研究当中跳升出来，走向一种学科之间的沟通和关怀。　　浙江大学法学院林来梵教授批判了当前流行的“科学至上主义”，强调要重视规范主义的研究进路。他认为所谓的问题导向，也要重视以规范性的问题为研究进路。另外要认真对待价值导向的思考，一方面不完全支持价值客观主义，另一方面又不能放纵价值的主观随意性，而应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化。他指出法学对价值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借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叶航教授对此提出了一些异议，认为价值问题正是他们建立的仿生系统里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晓明教授认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创新的核心，是把握并且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这是近代以来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和趋势。应该明确，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在相当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开展的，因此在引进西方观念、西方的范畴和术语的同时，要把握、揭示和切中这个社会现实。我们与当代西方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话过程中的目标，仍然是揭示和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