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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教育态度决定孩子与民族的未来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某，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裂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家长要求学校赔偿金额326．5万元。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尚无下文。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1996年4月，肖母将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4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教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绝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拉博浪岛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⒈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⒉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竟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她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她们感到难以理解。她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这是一个较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知美子，说：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自然灾害呀！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一个值得全民族反思的问题： 教育的核心是学会做人还是传授知识？ 教育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枷锁？ 1992年，我采访在中国举办的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时，曾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为什么野炊时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北京男孩两个字就一针见血地回答了我：遗传呗！他还解释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进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我姥姥有三不准，刀不准我动，电不准我动，火不准我动。我长到13岁，火柴也很少划，我家炊都不会，哪还会野炊呀？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不会干，不会干的事怎么比得过人家？ 的确如此，中国孩子并不弱于日本孩子，北京月坛中学的7名学生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中国的错误教育正在扼杀孩子的生命活力。全中国的父母没在一起开过会，却几乎都会说一句话：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近乎国民共识的话，道出了中国教育的真正隐患。 当然，日本的教育并非完美的教育，他们自己早已反思过教育的荒废问题（其实，真正的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不也处于荒废状态吗）。可是，日本国民不惧怕风险与代价，给教育一个宽松的环境，放手让孩子磨炼，不值得中国国民深思吗？相比之下， 中国教育的环境何等险恶？北京某中学组织初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