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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学生历史学业评价的方法与技能（一） 金牛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陈新宇 近日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美、日等国家对中学生如何进行历史考试的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 美国在中学生世界史课考试时出了这样一道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于是有学生答道：如果当初窝阔台没有死，那么可怕的黑死病就不会带到欧洲，这样神父和修女就不会死亡，人们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从而也就不会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西班牙、南欧也就不会强大，随之意大利也不会强大，日耳曼跟奥匈帝国也就不可能存在……回答得颇具政治高度，让人大开眼界。 ?你认为谁是该为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 ?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才可结束战争？ ?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学校和教师正是通过这些具有探究性问题的作业，引导学生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学生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书本中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学生们一生去寻找与探索。 日本人在对高中生历史课考试时布置了这样一道题：日本跟中国曾有交战，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赢在什么地方；输了，输在什么条件上？对此，不少同学的回答是：这场战争可能爆发在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之后。因为这样一来台湾海峡就成了中国的内海。而日本从中东运输石油到本土的油轮必须绕道马六甲海峡，成本大大增高。所以日本油轮要从台湾海峡经过必须出动驱逐舰。这样与中国军队难免有一场激战。时间大约在2015年至2020年之间。所以日本从现在起就要做对中国作战的准备。 这是令人吃惊、可怕的回答！且不说这些学生的推理、分析和判断是否合理、准确、可信，就教育者的主导意志来说则是十分明确而具有现实意义的。而更让我们觉得惊奇的是，他们在课堂上、在对学生进行考试中，居然大谈在我们看来如此敏感的与政治、战争、外交乃至与国家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话题，丝毫不顾忌什么“政治错误”、“思想误导”、“外交纠纷”等。这是多么富有开阔视野和高瞻远瞩的教育！它把每个学生都推到国家政治和未来发展的最前沿，使每个人从小就养成总结过去、关注和谋划国家未来的习惯。考历史，某年发生某事件的背景和结局是什么？什么时候与什么国家签订了什么不平等条约？等等，全都是死知识，硬条条，见不到像美、日学校那样充满灵活性和思想高度的话题。爱国是什么？就是“把国家当成我的国家”，我就是未来的国家元首，小人物想大事，谋划国家的前途命运，就像西方国家的一些学校那样，经常玩一玩竞选总统的游戏，而并不是做一个只会执行不会思考的人，或仅仅当一个献身英雄学习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孔老夫子说的：“告诸往而知来者。”日本人的历史教学可谓牢牢地把握了这一点，他们把历史学到了未来的20年，并启发人们如何去做。而我们的学生，历史还是历史，对未来则茫然不可知，根本感觉不到历史教育同国家前途及个人职责之间有什么关系。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症结何在？说到底还是缺乏开明的教育环境。“加强社会实际、学生生活经验的联系，重视考查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而传统的学生学业评价制度，强调的是评价的终结性功能和选拔功能，忽视学习过程的评价：评价方式单一，重视纸笔测验，强化量化成绩。把考试与测验作为学业评价的惟一形式，必然会导致一叶障目，影响对学生的全面认识。在学校中流传的“分、分，学生的命根”的说法，成了这种消极影响的真实写照。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评价机制对课改的制约性便日益凸现出来。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课程目标应在三个维度上展开，即各学科课程都要关注学生发展的三个方面：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强调“三维”目标，是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尤其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有其特殊性，是不同于知识传授的，对其评价也要有不同的标准，而且比起“知识与技能”这些显性目标，评价会有更大的难度。它要求教师通过观察（课堂平时作业情况、学习习惯与方法等）、访谈交流、成长记录袋等方法了解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求知欲与自信心、责任感与进取心……由于新的评价机制尚未确立，评价观仍以学生掌握多少知识和考试成绩为核心，评价还是太倚重成绩和结果的排比，导致教师在课改创新活动中依然缩手缩脚、观望徘徊，往往只是迫于行政和教研部门的要求，在人前做一些表面化的装饰和表演，背后仍然搞大密度的灌输，课改教学没有大的动作和突破。学业评价制度直接影响学校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因而学业评价制度的改革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