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妇女权益保障的问题与对策——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探讨.pptVIP

从性别平等视角看《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 马忆南 男 女 平 等 基本国策是一个国家为解决带有普遍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而确定的总政策，在整个法律政策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规定、制约和引导着一般的具体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写进自己的施政纲领，对新形势下切实推进性别平等，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认真落实十八大提出的要求，需要我们围绕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抓住有利时机，不断完善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这就要求我们，从性别平等的角度，科学评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而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修改及实施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妇女十一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要推动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在法律政策顶层设计和实施的全过程充分体现性别平等。报告强调社会性别主流化，使性别意识和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策略和行动，发展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战略和机制，深入推动从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向事实上的男女平等发展，是在新的阶段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有效机制和新思路。 社会性别视角下法律政策的类型 性别平等的法律政策 性别盲视的法律政策 性别歧视的法律政策 性别平等的法律政策 主张并保障男女两性权利机会和社会评价的平等； 尊重妇女在发展中的主体性； 满足妇女因生理特点而产生的特殊需求； 考虑现实社会中男女生活经历，对妇女给予倾斜，以促进性别差距的尽快缩小； 有利于消除而不是加剧社会性别不平等 例如：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条赋予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重大理由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给相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济途径 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发现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的可向法院再次请求分割。鉴于我国目前在婚姻财产方面一般女方处于弱势的客观事实,这些条款实际上保护女方的作用更大一些。 性别盲视的法律政策 忽视社会性别差异； 忽视现实社会中男女生活经历以及因此产生的不同需求； 不考虑对男女两性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例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关于“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其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性别歧视的法律政策 不尊重妇女在发展中的主体性； 损害权利和机会平等； 加剧社会性别不平等。 例如： 夫妻共同管理家庭事务承担家务劳动 在中国广大地区的多数家庭中，依然程度不同地保留着传统的男女分工模式，而且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等观点的男女两性比例均有所回升。有必要大力推行男女共同管理家庭事务尤其是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立法政策，我国应在婚姻法中明确增加“夫妻应共同管理家庭事务、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倡导性条款，以逐渐改变关于劳动分工的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也为离婚时，从事家务一方当事人就自己对家庭所做的贡献要求一定的经济补偿，提供法律依据。 消除市场经济对妇女的负面影响 中国妇女曾经拥有世界罕见的高就业率，妇女得到与男性一样的生产劳动机会与经济自主权，一直被我国政府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运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但是，立法政策在赋予女性公领域权利的同时却没有对男性应该承担的私领域义务作出制度安排，这使得女性的双重负担在实质上越来越重，而社会与家庭地位却不一定明显提高。向市场经济过渡本质上会对妇女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由于公共服务的减少、照顾孩子或老人公共护理的减少以及女性就业不稳定性不断增加的压力，家政和护理服务主要还是由家庭里的女性完成的，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日益老龄化和流动的社会将会给我国妇女带来更重的负担。立法政策要同时坚持夫妻平等的家庭事务管理权和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目的是避免妇女就业率低于男性、家务劳动负担重于男性的事实导致对妇女贡献的低评价。这种主张与要求保障妇女就业权、鼓励妇女社会参与的诉求，可谓提高妇女地位的双重战略。我国《婚姻法》应当规定：“夫妻双方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 家务劳动补偿 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只有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婚姻当事人离婚时才能适用，其他财产制的婚姻当事人离婚时则不能适用。我国目前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产制的数量甚少。 离婚时的经济帮助 婚姻法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