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诗教到“超功说” ——西方启蒙美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矫.doc

从儒家诗教到“超功利说”　　——西方启蒙美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矫正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91(2003)01-0030-06 中国传统美学受儒家诗教的影响，在其发展中从未把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清晰地区分开来，因此也就从未发展出纯粹的审美判断的概念。但是当二十世纪初西方美学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却形成了“美的超功利性”和“美是形象的直觉”这两个支撑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基本规范。那么，这两个支撑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核心原则是如何形成的呢？同时，我们也知道，美学学科是被中国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中引进和建立的，这也就使得中国学者把美学置于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中。但是以“超功利性”、“形象的直觉”为特征的审美又如何能承担反传统和进行文化启蒙的重任呢？ 一 中国学者引进西方美学，注重两个方面，一是美的“无功利性”、“直觉性”特性，二是审美活动的巨大精神作用。前者把审美和艺术与实用的领域决然地区分开来，但后者却又把审美和艺术置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使命的重要位置。但这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艺术和审美是“无功利”的和纯粹直觉的，那么，它又何以承担文化启蒙的重任呢？我们来看朱光潜的一段经典论证。 朱光潜1936年的《文艺心理学》中，在先讨论了确立艺术和审美“超功利”和“形象的直觉”之独立原则后，专设两章讨论“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在讨论的开始他就说：“在中国方面，从周秦一直到现代西方文艺思潮的输入，文艺都被认为学是道德的附庸。这种思想是国民性的表现。中国民族向来偏重实用，他们不喜欢把文艺和实用分开，也犹如他们不喜欢离开人事实用而去谈玄理。‘文’只是一种‘学’，而‘学’的目的都在‘致用’。”“‘文以载道’说经过许多文人的滥用，出现一种浅薄俗滥的气味，不免使人‘皆掩鼻而过之’。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俗滥的学说实在反映一种意义很深的事实。就大体说，全部中国文学后面都有中国人看重实用和道德的这个偏向做骨子。”[1] 显然，朱光潜对中国传统中将文学和艺术当作道德的附庸，是持否定态度的。那么，他认为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如何呢？他采取了分析的态度，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主张，一种是“持文艺独立自主者”的，主张“文艺与道德绝无关系”；一种是“道德家”的，主张“文艺的价值必以其所含道德的教训为准”；一种则是“不喜拘执成见而好平心静气地寻求真理的人们”的。他认为应该“看清各家的争点所在”和“问题的复杂性”后，“再进一步参较事实作理论的建设”。 这里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朱光潜的分析立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道德心智一元论有道德决定论的本然倾向，把文艺看作是道德的附庸，是其必然的论断。现代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美学时，把美学置于由道德心智一元论所支持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中的时候，美学和艺术的道德思想命意，应该是这种思想模式的必然论断。但朱光潜回避了这种道德决定论，采取了细致、实证的具体分析的办法，反对“笼统”地说文艺与道德有关系或无关系。他精确地把问题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美感经验中，从作者的观点与读者的观点看，文艺与道德有何关系？ 二是在美感经验前，从作者的观点与读者的观点看，文艺与道德有何关系？ 三是在美感经验后，从作者的观点与读者的观点看，文艺与道德有何关系？ 在对第一个方面做分析中，朱光潜坚持认为，“在美感经验中，无论是创造或是欣赏，心理活动都是单纯的直觉，心中猛然见到一个完整幽美的意象，霎时间忘去此外尚有天地，对于它不作名理的判断，道德问题自然不能闯入”。作者还举出最易引起争议的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例子，来说明作者创造和读者欣赏这两个形象时，都应该只是起形象的直觉，而无暇顾及道德的评判。朱光潜坚持说：“就美感经验本身说，我们赞成形式派美学的结论，否认美感与道德观有关系。” 但朱光潜在分析第二和第三个方面时，认为无论是在美感经验前还是在美感经验后，作者和读者都会有道德的和人生经验的介入和参与。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文艺和美感都与道德有关系。在美感经验前，作者和读者都会有广泛的人生阅历和修养；在美感经验之后，美感经验又会影响作者和读者的道德和实际的生活。 显然，通过具体实证的分析方法，朱光潜坚定地维护了美感作为“形象的直觉”和“超功利性”的独立品质，摆脱了艺术、审美活动与道德的纠缠。这是他维护美学作为一门具有自身独立判断原则的科学所采取的步骤。 但是，既然在审美经验的实际过程内，审美都是非功利的，是纯粹的形象的直觉，只有在审美经验前和之后才有道德介入其中，那么这就意味着道德与审美的关系只是外在的，而不是本然的和内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和艺术又如何承担启蒙的重任呢？ 为此，朱光潜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调整概念的内涵，将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向文艺与人生自由发展和健全人性的关系方面做大幅度的迁徙，从而把巨大的价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