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亟待突破.docVIP

户籍制度改革亟待突破 　　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成了热烈讨论的话题，尤其提出要严格控制北京、上海等一些特大城市的人口，主要的目标是让低端人口离开大城市。然而由此引起的关于户籍的争议却非常多，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所谓的“低端人口”。 　　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开展分析之前，我首先想说，在户籍问题，人口自由迁移上，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对一些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做判断。比如说，人口是不是能自由迁移？这甚至不需要学者做很扎实的研究，不需要有那么多数据，这就是理念性的问题。这个理念问题解决了，所谓“赶人”的想法就可以不必再有了。又比如，能够在城市里面找到住所，能够有就业，能够合法纳税的人，作为城市的一分子，他是不是应该拥有城市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子女的基本的受教育权利，这也是理念性的问题。 　　户籍引发多重问题 　　户籍改革，不止是户籍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过多劳动力更多在中西部农村，所以有了大范围空间劳动力流动，事实上也造就了中国的城市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差异的大国背景下，我们看城市化，不止是说城市化率达到多少水平，更需要看的是，人口在空间上是怎么分布的，这涉及到劳动力在空间配置的问题，涉及到要素自由流动的问题。 　　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大量的人口从内地到沿海，从中西部到东部，是因为背后有经济集聚的好处，资本与劳动力要素在发达地区的集聚，产生了效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而劳动力是跟着就业机会走的，农村劳动力往城市、往发达地区的城市转移，这个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这就意味着户籍这个问题是没法回避的。但这些人在城市里由于不拥有本地户籍导致种种问题。 　　现有户籍制度的安排也使市民化没法实现，导致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市民化意愿不强，这跟土地制度有关。此外，也和市民化的能力不足有关。大城市对农民可能有吸引力，但是即使他想市民化，由于城市没有给外来人口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这就导致市民化不彻底。 　　在这样情况下，大量留在城市里面的外来人口，事实上只是短暂滞留城市，并没有真正把自己作为城市一分子，这就导致在城市内部有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之分，产生一种二元社会分割。 　　以上海为例，上海人喜欢跟上海人住在一起，外地人更喜欢住在外地人多的小区，导致空间上的割裂。另外，如果你是非户籍人口，就会更倾向于不相信这个城市的政府，导致他们信任水平也会比较低，在本地公共参与度比较低，公民意识也不强，所以公民社会就没法建立起来。市民化不彻底也使劳动力没法充分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这会使我们更早面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使中国过早面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不管怎么样，随着农村潜在劳动力越来越少，成本上升是早晚的事情。政府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要产业升级。是不是产业升级就可以回避户籍改革呢？其实不是，要实现产业升级，第一个办法是技术进步，第二个办法是提高资本积累，用更好的机器、更新的设备。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技术更新，对劳动力技能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如果城市的公共服务仍然不向外来人口开放，那么他们的子女就无法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无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没有大量高素质的制造业外来从业人员和技术进步、设备更新相匹配，就很难完成产业升级。 　　改革动力是什么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可能会使外来务工者的情况有所好转。举例来讲，春运到了，为了对员工好一点，他们买不到车票，工厂包一个专车把员工送回老家。比如要开工了，专门开车到他们老家招工。但是在人力资本提升上面，企业不太愿意去做。 　　很多研究表明，农民工就业时间比较短，流动性很强，所以企业对他们进行在职培训的愿意不强。 　　如果企业做不了，那么地方政府是不是能做呢？这面临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搭便车。如果地方政府愿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给他们更好地人力资本提升，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很强，这里培训了，明年跑到别的地方就业，这里有搭便车现象，使得地方政府这样做的积极性不强。 　　第二个困难，人力资本提升是需要短期投入而长期才有效果的，地方政府相对来讲不太愿意做需要长期投入、短期见不了效的事情。所以，恐怕我们不太能够指望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通过城市对外来人口供给的竞争，来实现对外来人口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 　　可能存在另一种改革的动力。从地方角度来看，由于不能平等地向非户籍人口提供本地的公共服务，会导致本地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形成身份、福利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社会代价，可能表现为社会冲突、生产上效率的损失。 　　当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外来人口又足够多的时候，地方政府可能会发现，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导致我有福利上的很大损失，不如索性放开政策，向外来人口平等地分享服务，这样不会有损失，把蛋糕做得更大。此时，虽然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