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国共缠斗大西南.docVIP

1935：国共缠斗大西南 　　1935年，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西南地区。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并在会后逐渐成为红军的实际领导者。此后，红军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周旋。 　　国民党军欲一举置红军于死地，而红军则要在困境中奋力图存，双方之争战，一波三折，令览史者荡气回肠。最终，红军在金沙江脱出包围圈，扬长而去。对这一段历史，有关的解读可谓汗牛充栋，人们大多也耳熟能详。应该说，现有的集体记忆基本勾勒出了历史原有的风貌，但细细追究，其中确也不乏后人的敷衍和讹传。在这样一场国共激烈对垒的交锋中，现有的解释体系很少听到中共对手方的声音：他们的行动、判断及内在冲突如何影响着红军的命运，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其详。所以，尽可能通过更多背景、环节和细部的呈现，进一步全面准确认知这段曾经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或仍有其相当的空间在。 失利土城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鉴于周、毛的个性、特长、经历、企图心等多种因素，毛泽东由此开始向着军事指挥的事实负责者迈进。按照中共的原定计划，红军在会后继续北向，准备进入四川，争取与活动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经过连年混战，刘湘在“二刘之战”中击败刘文辉，成为四川盟主，四川控制权已有定于一尊之势。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对其形成巨大威胁，为阻挡红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为总指挥，进驻泸州，集重兵于赤水、古蔺、叙永地区，沿江堵截，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大举入黔，计划与中央军、黔军配合，于“黔境乌江地带围歼”红军。 　　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提出的红军目前基本作战方针，基本还是以武力打击南京中央军及川黔地方部队来实现自身目标，硬碰硬意图明显。根据这一方针，红军向西挺进四川，下旬进至川黔边境的土城一带。此时，入黔“追剿”红军的川军也跟踪而至，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集中力量对川军发起突击，迅速干脆消灭对手，为进入川南创造良好条件。 　　28日，红军与川军六个团在土城激烈交锋，战斗持续一天，红军未能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增援川军还在源源赶到。29日凌晨，中革军委鉴于战斗已难以继续，下令全军西渡赤水河，撤出战场，是为一渡赤水。 　　土城之战，后人回忆当年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总结是：“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土城之战是红军与四川地方部队的第一次交手，毛泽东等红军指挥者从中体会到川军远远超出黔军的战斗力，原定的由四川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重新检讨，实际上，红军此后一段时间在赤水的徘徊相当程度上就是在犹豫中抉择的产物。 　　红军渡赤水西进后，很快发现形势十分不利。川南泸州一带是四川的繁盛之区，也是川军集中防御地区。红军进入川南后，连续遭遇川军截击，处境艰难，此正如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幸灾乐祸所写：“匪向西窜，受川军此次土城之打击，则其愈西愈死矣。” 　　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要求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中革军委由此改变原先的渡江计划，准备在川滇黔地区创造新苏区。随后，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实施整顿改编。 暗藏机心 　　红军在扎西停留数日，大幅压缩编制，除红一军团外，取消师一级编制，全军编为16个团。当红军整编时，虽然四边敌军环绕，却几乎没有受到大的干扰，个中缘由，在于南京中央和西南地方对红军的围堵行动各怀心思。 　　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西南后，染指西南的欲望日渐强烈，贵州成为其首选的突破口。和云南、四川相比，贵州地方势力相对较弱，中央军因利乘便进入贵州后，蒋即开始部署控制贵州。中央军进入贵州后，以防堵红军为名，集重兵于贵阳附近，既防止桂系与其争夺贵州，又逐步排挤王家烈对贵州的控制。这一点，陈诚当时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职意伯陵所率之中央部队，固应努力于追剿，以引起地方部队之观感，而资表率，但贵阳仍不可轻于放弃，似可以后方为名，控置一部作为根据，将来西南之军政上裨益必多。钧座总揽全局，示人以公，或不便出此，可否由职秘密示意伯陵办理。” 　　南京中央暗藏机心，四川、云南乃至贵州地方势力自也明哲保身。孙渡曾向龙云报告：“目前各方友军，多据城固守，所报匪情，大多未确……如部署未周，轻率猛进，倘为匪所乘，后患堪虞。”而且川滇间又各怀心思。当川军尾随红军入滇时，就遭到滇军的堵截，催其部队“离开滇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