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时代“孽子”.docVIP

26时代“孽子” 　　80年代，在台北新公园里有一个隐形的“黑暗王国”，里面的国民是一群野性的同性恋少年。他们是父辈口中的“孽子”，他们的父辈是整个父权社会的象征。无独有偶，北京两所条件较好的公厕也被同性恋群体尊称为“东宫”“西宫”。 　　1998年，24岁的英语毕业生诺哲在网络上建立起内地第一个“同志”虚拟社区――“广州同志”。互联网的进入，使得中国庞大的同性恋群体如突然乍现般呼之欲出。 　　2014年以来，不断有同志社交软件抢滩中国的粉红市场。 　　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同性恋者，从公园里走到虚拟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步步获得本应有的权利，也一次次面对本不该独自承受的危机。 　　出“公园”记 　　深秋的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 　　这里有湖有山，还有一段城墙做围墙。三三两两的人散步在城墙下、城墙附近的绿地及假山上。这些人站在小雨里，打着伞，穿着雨衣，或干脆冒着雨。他们小声交谈着，雨水浸湿了他们的鞋，打湿他们的衣服，顺着他们的头发流到脸颊上。我们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听不清他们的谈话。已是傍晚时分，高大的城墙爬满了深绿色的叶子，厚厚的、湿漉漉的。 　　以上是在《东宫西宫》中，被揭开了幕布一角的同性恋活动场所――公园。 　　1984年以前，是中国同性恋者外出社交的鼎盛时期，那时他们还没有开始被列为公安部门的监控对象。当时的聚集活动规模往往能多达数十人，聚会内容也是唱歌跳舞无所不包。自公安局开始干涉后，他们的活动方式随之改变。一位出生于90年代的年轻人说：“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的敢疯敢闹，现在不敢了，扎推的不多了，现在出来都老老实实往那儿一站，玩起来方式也单一。” 　　在不少西方国家，这样的交往往往在专门的同性恋酒吧和同性恋浴池中进行，比如美国，同性恋酒吧已被大多数城市所接受。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在一些大城市有秘密提供这种服务的场所，但极易引起举报和警方的干涉。 　　在网络普及前，中国同性恋者的社会交往活动只能在公共场所进行，比如公厕、公园、街头、街心花园及公共浴室等。正如在现实生活中，贵为“东宫”“西宫”的则是北京条件较好的两座公厕。 　　1989-1991年，作家王小波及学者李银河用三年时间对北京的同性恋群体进行调研，后发表了《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以下简称《透视》），据调查结果统计，北京有55处同性恋活动场所，这些场所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 　　公厕成为同性恋者的首选接头地点，除了是确认对方身份万无一失的途径外，还具备着极高的安全性，两位男性就算素不相识，在厕所逗留攀谈也无可非议。据说某年夏天的一个雨天，“东宫”“西宫”到了一百多名同性恋者，因为这种天气提供了极好的口实对待盘问。 　　自由与痛，虚拟时代 　　“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这是天津深蓝志愿者工作组协调人嘎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名言”――他揭示出了使得中国庞大的同性恋群体如突然乍现般呼之欲出的是互联网的进入。 　　1989年，香港导演林奕华筹办首届香港同性恋电影节时，为同性恋起了别名“同志”，借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98年，24岁的英语毕业生诺哲在网络上建立起内地第一个“同志”虚拟社区――“广州同志”。 　　“广州同志”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系统和信息平台，除了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丰富的信息外，还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和交友的平台，至此，同性恋者们真正告别了公园、公厕的阴暗角落，互联网成了他们最主要的交友、聚会场所。 　　90年代末，中国的同性恋网站只有十多家，2001年，它们数量则增加到了250多家，加上QQ、博客的兴起，内地同性恋网络组织的数量已经难以估计。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官方的态度。1997年，中国取消了“流氓罪”，2001年，同性恋从“性变态”中被剔除，2005年后，政府的观望和试水完成后，国外各种基金会纷纷找上门来，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随着通讯交友工具的发展，同志群体的社交渠道越来越便捷。从互联网到移动社交的步步推进，同性恋群体获得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促进了自我身份认知。也获得了应有的社会沟通和话语权，但同时低龄化趋势与道德沦丧等现象也成为了打开就关不上的潘多拉魔盒。 　　在《透视》中，一位调查对象亲身感受到了不同时代同性恋者的区别，对“90年代的人”似乎颇有微词：“他们糟蹋自己，降低人格，纯粹寻求发泄。他们行为上开放，情感上不开放，从不和人谈。” 　　一款只面向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交产品Blued一经推出后迅速火爆，迄今已经拥有1500万用户，其中90后占到约半数。 　　与“公园”时代一样，交友始终是这个群体最大的需求。与每个同性恋网站中最受欢迎的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