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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 ——中国象征主义和西方象征主义比较研究 摘要：象征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介绍到中国，为众多中国作家所接受，但在传播过程中却不断被遮蔽嬗变。中国作家们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提出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审美观念，并且过滤了它的超验性，将其与其他现代主义思想融会贯通，使之与初始大相径庭。 关键词：象征；天人合一；超验性；现实 作为一种创作美学，象征主义古已有之，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一道，被称为文学史上具有原型意义的三种基本创作美学。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然后波及欧洲其他国家，至20世纪20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性文学流派。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它提供了契机，伴随着各个留学知识分子的归国，它被带到了中国，开始在这一片黄土地上生根发芽，渐渐成为中国作家创作过程中运用最广的写作方式之一。象征主义反对肤浅的抒情和直露的说教，主张情与理的统一，运用象征、暗示、意象、隐喻等手法，它希望作家们能够尽情利用自身豪放不羁的联想以及音乐性的语言来表现理念世界的美和无限性，曲折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复杂微妙的情绪、感受。中国有着灿烂斑驳的传统文化，孔儒、老庄、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传达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也无一不影响着中国百姓的思想。作为一种舶来品，象征主义并没有完全地被中国作家接受，它不断地被取舍和嬗变，以致成为了一种“中国特色”。 一、将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更注重天人合一和境界。 西方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在五四时期被引入到中国，而象征主义特别受中国作家的亲睐，成为作家笔下的宠儿。它能够独领风骚，占据鳌头，在于中国作家们发现它其中“象征”这一核心观念与中国《诗经》中“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是周作人，在周作人《扬鞭集》序中提到：“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 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在这里，周作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兴”与西方象征主义中的“象征”等同了起来，兴即是象征。但是周作人对“象征即兴”的理解只是依凭感觉的敏锐，仅仅在艺术表现层面对“象征”与“兴”进行了探讨，并没有触及二者在诗歌观念层的涵义。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代表的梁宗岱通过自己的研究比较，提出了“契合说”，说明了中国的象征主义与西方的象征主义在‘境界’上是有所区别的。 中国象征主义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审美追求的区别在于:西方象征主义追求的是心灵与物质世界的对应、沟通和对物质世界的超越;中国象征主义则力图要达到“心与物冥”、“主客消融”、“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梁宗岱说：“这大千世界不过是宇宙大灵底化身；生机到处，它便幻化为和变现为万千的气象和华严的色相。”这些说法是老庄与禅宗天人合一思想的复述。梁宗岱主张感悟至美境界须放弃理智与意志，当用“清澈的心耳去谛听，玲珑的心机去细认”，这主张显然源自庄子的“坐忘”、“心斋”。 “诗化精神自身”是庄子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也是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的核心。“我们内在底真与外界底真调协了，混合了。我们消失，但是与万化冥合了。我们在宇宙里，宇宙也在我们里:宇宙和我们底自我只合成一体，反映着同一的荫影和反应着同一的回声。”西方象征主义的代表波德莱尔的“感应说”却认为“象征是一种固有的客观存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之间，外部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之间，有一种内在的感应关系，他们彼此沟通，互为象征，世界原本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它暗示着多重复杂的意义，诗人应对这种神秘深奥的感应心领神会，应当去发现和变现这种固有的象征关系和通感现象来沟通心灵世界与自然世界”。西方象征主义讲究心与自然的沟通，而中国审美核心却是“融合”，心与物、物与自然、心与自然的融合，万物皆是一体的融合。 梁宗岱对于“象征”也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所谓融洽是指一首诗底情与景，意与象底徜恍迷离，融成一片;含蓄则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底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正如一个蓓蕾蓄着炫馒芳菲的春信，一张落叶预奏那弥天漫地的秋声一样。所以，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这与他的“契合说”相互呼应。 过滤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超验性。 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诗人来说，超现实的或神圣的理想世界才是完美的，有意义的，阿瑟·西蒙在《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断言“象征主义带着一切宗教仪式般的义务和职责，使其自身变成了一种宗教”，西方象征主义诗人确认自己的宗教追求，毫不掩饰自己的理念色彩，这就是所谓的西方象征主义里面的“超验性”。象征主义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出自于我们自身非宗教文化的防卫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