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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翻译简史（Continued） 四．近代翻译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翻译在17至19世纪继续向前发展，翻译的声势虽不如文艺复兴时期浩大，但所译题材不仅涉及古典作品，而且其广度比文艺复兴时期有过之无不及。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整个西方翻译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因此，从许多方面看，西方各国在近代即17至19世纪的翻译，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构成了西方翻译史上又一重要发展时期。 17世纪法国文学中产生了古典主义潮流，作家们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都以古代希腊罗马为学习的楷模。翻译家们受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大规模从事古典作品的翻译。在翻译方法上出现了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派。前者极力推崇古人的文学风格，并讲究译作风格的优美，而不甚注重原作的精神实质。后者往往任意增删原文内容。 在英国，17世纪初出版名震西欧的《钦定圣经译本》，这是47人的集体成果，是英语翻译史上的一次壮举，同路德的《圣经》德译本一样，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促进了现代英语发展。在文学翻译方面，最出色的有谢尔登译的《堂吉诃德》，厄克特和莫特克斯译的《巨人传》，德纳姆译的《伊尼特》，考利译的《品达歌集》和德莱顿译的大量典籍。尤其是17世纪下半叶，翻译理论研究逐渐加强。罗斯康芒《论翻译的诗》，德莱顿发表大量有关翻译理论问题的论文和序言，提出了不少创见，独占当时翻译理论的鳌头。 18世纪，在英国，古典主义仍有相当声势，出现蒲伯、柯珀两个代表不同流派的翻译家。特别是蒲伯的荷马史诗英译，一度被奉为标准的译本。在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所有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几乎都到过英国，并把英国进步思想和文学艺术介绍到法国，最突出的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 从18世纪下半叶起，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发展在各民族语言中大量涌现。从某些方面来看，18-19世纪最好的翻译作品在科技领域，而不是文学和宗教领域。 18世纪，不准确的翻译盛行，但就翻译理论而言，是西方翻译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理论家们开始摆脱狭隘的范围，提出较为全面、系统，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模式。法国巴特从文学和语言学角度，提出了一整套实现准确翻译的原则。英国的坎贝尔和泰特勒从理论的高度，先后提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翻译原则，尤其是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可视为西方翻译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翻译理论专著。 随着文学中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 19世纪的翻译开始把重心从古代作品转移到近代或当代作品上来。弥尔顿、哥德、席勒、雨果等人的作品陆续互译成西方各国文字，对各国浪漫主义的相互促进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翻译理论界，英国的阿诺德和纽曼围绕荷马史诗翻译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活跃了学术讨论的气氛，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容。 然而，19世纪，翻译理论研究中心在德国，以歌德、施莱尔马赫、洪堡、荷尔德林为代表的翻译理论家从文学以及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多层次的探讨，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科学的途径。 在19世纪的俄国，涌现了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提出的各种文艺学翻译理论和观点，促进了俄国翻译理论的大发展。 法国翻译和巴特： 在法国，17世纪文学中产生的古典主义思潮，18世纪出现的汉学高潮，19世纪对西方各国当代文艺作品的介绍，都与翻译的蓬勃发展相联系。 17世纪，复古之风盛极一时，其表现不仅在于继续翻译古典作品，而且主要在于环绕古典作品的译法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古今之争”。有的译者厚古薄今，讲究字随句摹，推崇所谓的准确译法，有的译者厚今薄古，任意发挥，采用相反的译法。 17世纪法国最著名的翻译家是佩罗.德.阿布朗古尔（Perrot d’Ablancourt），最出名的译是塔西陀《编年史》，他的译笔练达典雅又通俗易懂，名声大振，经久不衰，所译《编年史》更是家喻户晓，一版再版。但就翻译的方法而言，是自由翻译而不是准确翻译的总代表。 他说：“一个翻译人员能领会词意就足够了，因为要想把所有的词都译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阿布朗古尔的主要目的在于迎合当代读者口味。他的特点是，拿一篇原作，抓住大意，不管原来风格如何，只要译文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能使当代读者爱读，收到欢迎，就不惜一切的任意增删内容，能修改就修改，能发挥就发挥，而丝毫不顾及译文的准确性。在他的影响下，许多译者一味追求译文风格的优美，一些平易朴素的古典作品也被披上了高雅华丽的外衣。 阿布朗古尔的译法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被人称为“美而不忠”的翻译，同时“美而不忠”的翻译也成了历代直译派用以抨击活译派的武器。 17世纪后期，法国文学界掀起一场“古今之争”，一些翻译家站在厚今薄古的立场上，在翻译中便有意不准确，另一些翻译家在站在厚古薄今的立场上，在翻译中亦步亦趋地复制原作。 一直到17世纪末，主张自由译法的人占压倒多数，最早提出准确翻译的理论家是17世纪中期的巴歇.德.梅齐利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