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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林毅夫 刘明兴 章奇 No. C2003008 2003年5月8日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林毅夫 刘明兴 章奇 2003年4月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这种现象被亚诺什·科尔奈 (Kornai，1986) 称为“预算软约束”。勿庸置疑，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将扭曲企业的微观行为，导致企业资金配置和经营的低效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科尔奈本人及国内发表的许多论文认为，预算软约束是源于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的产权结构。但是，由于预算软约束的现象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公有制企业所独有，所以国外有些学者则主张前后期投资的时间不一致性是预算软约束产生的根源（Dewaatripont and Maskin, 1995； Qian 1994）。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7、1998、1999a、1999b）在一系列论文和著述中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同的解释，认为企业预算软约束产生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所有制本身，而是由于诸种政策性负担的存在。明确预算软约束的实际根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如何消除预算软约束的政策结论上是完全不同的。本文的目的在于用中国工业企业的统计资料来检验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以及其他竞争性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一、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源 （一）理论简述 关于预算软约束的文献十分丰富，Dewatripont, Maskin和Roland (1996)， 以及Maskin (1996) 对已有的文献作了相当全面的综述。根据科尔奈（1998）的讨论，对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有外生和内生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归咎于各种外生原因，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Kornai 1986），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 (Shleifer and Vishny 1994) 等等。第二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的现象，起因于时间非一致性问题（time inconsistent problem）（Dewatripont和Maskin，1995），即对于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投资项目，政府或贷款者有积极性追加投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目前在文献中，该理论框架被广泛应用。例如，钱颖一（1994）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资短缺也归因于这种由时间非一致性产生的预算软约束；Huang和Xu（1999）即使用该框架来解释东亚金融危机。钱颖一和Roland(1999)还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府财政分权与货币集权化对于预算软约束的影响，等等。 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解释力出发，上述两种理论观点均有一定缺陷。就科尔奈的看法而言，其难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10年以后，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World Bank 2002, pp. 53-4)，且许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幸免。而按照内生预算软约束的理论逻辑，固能解释美、日、欧洲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个别案例，但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某些发展中国家预算软约束的情形普遍而且长期存在于许许多多的企业，很难令人信服这些长期、普遍、不断重复出现的预算软约束起因于对投资项目的信息不充分，出现时间非一致性所致。 林毅夫和其合作者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的根源在于这些有软约束的企业承担了某种政策性负担，而有政策性的亏损，从而可以将投资、经营失败的责任推卸到政府一方，政府对此亏损负有责任，只好给与补贴，但是因为激励不相容，企业会将所有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都归因于政策性原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分不清楚这两种亏损的差别，只有都给与补贴，于是产生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注意，从逻辑上讲，这一观点可以被视为对外生预算软约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对内生预算软约束理论具有互补性。 （二）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自生能力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策性负担主要由企业的自生能力所产生的战略性负担和由于承担冗员、社会养老问题的社会性负担两部分组成。 自生能力（viability）是根据一个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水平的预期利润率，则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的经济中，一个企业的自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