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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生产能力：理论诠释与创新驱动刘静暖杨扬纪玉山（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长春130117）摘要：将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割裂开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传统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理论与实践，破坏生态环境，反过来制约农业发展。在中国国学生态文明语境下，将生态要素纳入农业生产系统，站在生态经济巨系统高度，建立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动双赢的新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理论；剖析主要限制因素；构建顺天时、增地力、促人和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驱动机制，如提高气候生产能力的碳税机制；提高土地自然生产能力的土壤肥力修护机制；提高人的生态生产能力的生态人培育机制等。关键词：自然肥力 生态人 生态文明 碳税 休耕中国国学先秦诸子文化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最适宜指导中国农业经济实践。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古生态文明观被抛弃，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农业生产能力理论，指导出大量增施化肥、农药、生长素等反生态的农业增长方式，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动摇了农业生产能力提高的根基。因而，弘扬国学生态文明思想，在此语境下建立新型农业生产能力理论，制定促天、地、人三才和合的农业生产能力提高驱动机制，对于恢复天蓝、地绿、水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1.新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理论中国国学的生态文明观，起源于古人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观察。他们将农业生态要素概括为天、地、人三才，倡导天人合一、阴阳和谐观，强调遵循天道、地道、人道等生态规律以其得到“天”——生态自然的庇佑，获得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1.1中国国学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国学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是被誉为六经之首的易经。易经以卦画的方式表达生态文明观，以卦辞、彖辞、象辞、爻辞等十翼解析、传播生态文明思想。告知后人，立足经济系统，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干才能促进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其内容海纳天上的星系，地上的江河湖泊、森林、耕地、飞禽猛兽，地下的矿藏、水体，经济圈中的人力资源系统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生产关系。易经用天、地、人三才概括生态经济系统的圈层结构及主要农业生产要素，用吉凶评价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状况。通过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宇宙观，揭示生态经济巨系统发生、发展与运行规律。其宇宙观是：天人合一，阴阳合德，主张按自然规律办事。在易经生态框架下，先秦诸子不断丰富生态文明内容，使国学生态经济思想日渐丰富与深刻。老子的道德经是从宏观角度阐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态文明思想。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论述宇宙形成理论，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阐释阴阳合德思想。孔子、墨子、孟子则从微观层面阐述单个经济主体如何在生态文明指导下构建适宜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体制机制。孔子的“和为贵”，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是处理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代际之间生态资源分配矛盾的总则；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在解决生与经济矛盾时，应本着以人为本，以百姓利益为重的原则等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古代先贤认为，农业是靠“天”时——气候生产能力，靠地利——土地自然力，靠人和——人的生态生产能力吃饭的产业。只有顺天时、促地利、增人和，形成天、地、人三才相生相合，才能在生态友好的框架下产出更多的粮食。因而，国学古朴的农业生态经济思想，适宜指导农业经济实践，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理论基础。1.2新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学术界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不同的解释，但其核心内容是一个，即指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在农业综合生产要素作用下的农产品产出能力。通常，农产品产量越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越强；反之，产量低，则说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这种以单一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理论，必将引领农业经济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化肥高投入、农药高喷洒、除草剂高施用、种子滥用，土壤不维护、生态不保护、生物多理护的反生态经济路径之上，以致于导致农业生态条件日益恶化，限制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使土地安全、粮食安全失去了应有的保障。以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理论的根本误区在于对国学农业生态的精髓:天人合一、阴阳合德、遵天道地道人道的生态经济思想的抛弃，缺乏生态文明统领。因而，以国学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新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应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融合，站在农业生态经济巨系统高度，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为目标，以顺应自然规律为刚要，集农业基本生产能力与人工肥力为一体，在天、地、人三才要素合力作用下的农产品产出能力（数量）。第一，要站在农业生态经济巨系统高度研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问题。现代生态学表明，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从来都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孤立系统，不管人类承认与否，它们通过能量流动紧密胶合结成一个农业生态经济巨系统不停运转，且农业综合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