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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角色变迁及其文化实践之道德正当性剖析 作者：云国强 吴靖 内容摘要：在当下中国社会变迁语境中，大众传媒除了以确定的形态履行既定功能外，还释放出无以计数、不确定、潜在（或隐蔽）、变动不居的“辐射”，这类“辐射”构造着大众传媒的真正“轮廓”，大众传媒也正是通过这类“辐射”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着持续影响，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培养基”。本文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市场化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尝试以一种新视角审视大众传媒之角色变迁，进而体察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风格”；另一方面考察自市场化以来，大众传媒“双重属性”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在文化实践中表现出的“越界”现象，通过更内在的反思维度对大众传媒市场化实践之道德正当性进行批判性剖析。 关键词：空间；立场；现代化；话语；市场化；大众传媒；道德正当性 一、想像大众传媒角色变迁的方法 面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众传媒发展史，我们能够在“政治－市场”坐标图上清晰地标示其变化曲线。以这条“曲线”来规定大众传媒的角色变迁当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如果把注意力仅仅停留在对其形式的抽象描述，或者再进一步以这样的抽象形式去测量相关历史内容，所得出的不过是一个相对确定的理解。因为，假如将政治、市场抽离，我们还能够发掘出构成大众传媒历史的各式各样“遗迹”。这就是说，受政治、市场影响下的大众传媒之历史叙述中，还携带着远非政治、经济分类法所能容纳或概括的元素，综合所有这些内容，不仅能够带领我们深入探讨历史（传统）想像、文化（资本）生产和自我（价值）认同等更为深层的问题，而且会帮助我们对大众传媒之角色变迁的理解超越上述“曲线”形式的抽象而触摸到当代中国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风格”。 “转折”或“断裂”是中国历史著作中最常见的概念，其方法论传统可以上溯至古老的“断代”治史方略，恰恰因其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叙事中频繁出现，从而使原本属于形而上学设定的智慧变成了历史中鲜活的“现象”。“转折”或“断裂”概念自身包含着连续性的中断以及新过程的发生的含义，它意味着伴随各种偶然事件、社会关系的变化、权力和资本的重组等事态，意义和知识体系亦因而发生结构转型。借助“转折”或“断裂”（无论概念还是现象），历史被持续地结构化。我们对大众传媒社会角色变迁的历史判断就蕴含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所主张的理解大众传媒社会角色变迁方法的核心规定性（或依据）即在于：大众传媒所踞的“空间”和“立场”。所谓“空间”，也就是大众传媒在社会变迁的结构化过程中遭遇并最终所处的位置；相比而言，“立场”体现为某种具有主动性的选择；二者不能割裂、孤立地理解，“空间”是体现为主动性选择意志（即“立场”）的弹性“容器”。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转折，其判断依据不必赘述。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内，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基本方针指导下，强调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坚持政治家办报，贯彻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在党和国家的控制下，大众传媒处于“一体化”格局：国家所有的所有制关系，依据行政级别划分的等级结构，党委宣传部主管下以宣传为主导的运行模式，甚至连文艺、文学性报刊乃至电影、戏剧等艺术形式也呈现同质化。我们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依据党和国家对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形式将这个历史时期概括为他律性规范主导阶段，其核心就是将新闻事业作为与社会、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是实现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以“空间”和“立场”来考察，与其说大众传媒的“空间”和“立场”被同构入国家的意识形态，毋宁将其表述为“空间”和“立场”的缺失。 二、20世纪80年代：多元“立场”的辩证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为中国社会遗赠了多种“剩余物”，[i]为数甚众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运动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至少在形式上，这两代知识分子都充当了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坏者、话语传统的反叛者，并且分别挑起了20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危机。[ii]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思想史从“五四”开始了一个历经时逾70年的“激进化”循环，因此随着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观念在1980年代再度成为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中国思想史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iii]正如学术界一致认为“五四”运动构成了中国历史近代和现代之间的“转折”，围绕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知识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改革开放凭借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新型意识形态开始了通向“新时期”的“转折”。改革开放酝酿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的结构性重组而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直接催生了知识的结构（很大程度上由“话语”体现出来）转型：从两个“凡是”教条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党绝对领导文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