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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社会竞争样式 一、社会竞争样式分类 可根据人数多少将社会竞争样式分为：个体（个人）竞争样式、群体（集体）竞争样式和全体（整体）竞争样式。 在三种社会竞争样式中，个体竞争样式适用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竞争实践，群体竞争样式适用于企业、政党、阶级、种族、民族和教派等的生存竞争实践，全体竞争样式适用于国家、文明、全社会或全人类的生存竞争实践。 三种社会竞争样式的存在属于人类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层演进的自然结果，即一个社会系统总是从最基本的组织单元——个人（含家庭）开始搭建，然后聚砖成屋，聚屋成城，聚城为国。 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竞争样式并非个人竞争样式，而是群体竞争样式。这是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生存环境险恶，只有“抱团取暖”才有利于发展。 早期的群体竞争样式大多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上，然而随着社会分工多样化的进程，群体竞争样式的建立基础逐步扩大到信仰认同、乡党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等各种人际关系类型。 个体竞争样式的出现与商品经济发展有关，即买卖双方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以及把个人作为劳动价值实现的基本单位有关。个体竞争样式的最终确立是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实现的。 基于法定私有权保护的个体竞争样式的出现不仅促进了社会分工细化和生产力发展，还催生了与之对应的“普世价值”——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理念。 全体竞争样式虽然很像群体竞争样式的放大版，但也不尽相同。全体竞争样式的存在与人们必须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分享水、土地和公共活动空间等资源有关。 全体竞争样式伴随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形成，并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后一度成为主流社会竞争样式。升级版的全体竞争样式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组织或同盟关系。 除了按人群规模进行社会竞争样式分类外，还可根据社会竞争样式的其它特点进行分类。譬如，按照经济性的，政治性的，文化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标准进行社会竞争样式分类，以及由社会强人主导的群体/全体竞争样式（即暴力文化的产物）和由非社会强人主导的群体/全体竞争样式（即民主协商机制的产物）。 二、社会竞争样式特点 1. 不同社会竞争样式的优长 各种社会竞争样式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或优势，如个体竞争样式的注重的是自由选择，优势是创新性；群体竞争样式注重的是协同，优势是和谐性；全体竞争样式注重的是系统性，优势是规模。 尽管不同的社会竞争样式都有提升人们社会竞争力的作用，如个体竞争样式有利于个人在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群体竞争样式有助于提高阶级、政党、企业、军队和宗教等各类社会群体的竞争力，全体竞争样式有助于民族国家或古代文明的崛起，但也各有局限性或弊端。譬如，个体竞争样式难以应对突发的自然和社会危机（包括战争），群体竞争样式容易产生行业或地域排他性（垄断），全体竞争样式容易对个人和集体的创新精神和权益形成压制。特定社会竞争样式的局限性往往成为人们否定其它社会竞争样式的理由。 相比较而言，群体竞争样式虽然在拓展个人发展空间方面不如个体竞争样式但还是比全体竞争样式更容易帮助个人实现部分发展目标，群体竞争样式在形成规模竞争样式方面不如全体竞争样式但也比个体竞争样式的单打独斗要强，故往往成为人们刚刚参与社会竞争时的首选。许多年轻人在参加工作时希望到待遇好的单位/机构求职（即依靠组织）就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古代儒家提出的等级服从理论和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即倡导公有制和开展阶级斗争）依据的也是群体竞争理论。 这里有必要对“阶级斗争”这种新的人类社会博弈模式多说两句：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竞争样式，阶级斗争理论的提出和传播对近代人类社会竞争实践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冷战。然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阶级斗争这种新的社会竞争样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更多地起到的是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作用，而非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人们对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开始产生怀疑。这种结果与人们开展阶级斗争时划分或认定“阶级”与 “阶级敌人”的随意性有关，即“革命者们”往往依据不同的标准随意划分“阶级”和认定各类“阶级敌人”（正如文革中对各种“坏分子”的认定十分随意）并实施极端化的“社会改造工程”（如红色高棉将城市居民驱赶到生存条件恶劣的农村，导致大批人口死亡），从而不仅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国家关系紧张，也引发人民内部关系紧张（因阶级斗争扩大化引起）。 不同的社会竞争样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会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如推崇个人自由和民主作风的希腊/美国文化，推崇群体利益（包括注重人际关系）和全体/整体利益的中华文化，推崇群体/集体作用的非洲和美洲部落文化，以及维护特定群体利益的阶级文化、宗教文化、行帮文化等。这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提倡集体主义精神，中国封建宗法家族制度提倡忠孝仁义理念，以及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奴化教育让国民接受“七生报国”的理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