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权与署名行为之间区别与联系.docVIP

署名权与署名行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在作品上署名到底是作者的权利还是证明自己是作者的条件呢？因为作品上有我的名字，所以我是作者，因此我可以在作品上署名……这看似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却折射出现行《著作权法》中“署名权”与“署名行为”的概念的混用。下面和社文商标管家网一起看一下署名权与署名行为存在哪些区别与联系。 一、署名行为和署名权的关系 并非所有的署名行为都受“署名权”控制，如：在试卷上署名、在合同上签名等……只有当署名行为的意志要素和署名及于的客体满足《著作权法》规定时，该行为才受到“署名权”的控制。可见“署名行为”与“署名权所控制的署名行为”所包含的内容不同，前者范围包含后者，“署名行为”将为行为人赢得程序利益。《伯尔尼公约》第15条第3款确定了在作品上标注名称的出版者在作者身份查清之前可“代行”作者权利。代为行使著作权是一种程序利益，在我国，该条款被内化为《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和《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2款。实践中，特别是网络数字时代，原创作者往往难以在有限的诉讼周期内查清，将在作品上署名的主体视为作者是为便利救济而制定的制度，其并不排除真正的作者通过另案寻求救济。 根据《著作权法》第11条（无论该规定是否与学界观点存在争议）单位可以成为作者，所以署名行为可以竞合商标、商号的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添加“权利管理信息”或水印的行为，这些行为在实践中可作为认定作者的依据。这一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给予了确认： “网站上的‘署名’，包括……权利声明和水印……”，并可以据此推定著作权人身份。 该案中确认了“添加水印”作为“添加署名行为”的性质，并指明该署名状态可以作为援引《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的小前提，并未说明“添加水印”是行使受“署名权”控制的以表明作者身份为目的署名行为。 将《著作权法》第10条对比《民法通则》第99条，民事主体基于“姓名权”享有利用和禁止他人冒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可以发现，所有署名权控制的行为包括“出售假冒他人作品”的行为，均可被“姓名权”涵盖。但《著作权法》之于《民法通则》是特殊法，在署名行为满足“署名权”构成要件时，《著作权法》得优先适用。如，我国著名案例“吴冠中与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中将假冒署名行为定性为 “……严重的侵权行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6条第7项……处理。”后著作权法经过修订，此项内容现为第48条第8项。有学者认为假冒他人署名行为“应当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或侵犯民法中姓名权的行为”，该观点与德国著著名案例 “假冒埃米尔.诺而德姓名案”所确立的以 人格权方式救济的观点相似，对此类行为，德国纳入“边缘人格权”中的“知名人格保护”，美国则纳入“形象权”进行规制，并将其与商标权一起作为知识产权进行保护。而我国郑成思教授认为“假冒署名行为”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商标的反向假冒”有一个共同点——侵权人并未实施权利人所控制的专用权，但“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商标的反向假冒”均已被纳入商标和专利法调整，因此“假冒他人署名”纳入《著作权法》调整亦应顺理成章，对于郑教授的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获得了支持并于2014年得到了重申。 二、署名权的构成要件 （一） 以表明作者身份为目的? 署名权在德国著作权法中被表述为： “对著作人身分的承认”，直接描述了接触作品者对署名行为结果的客观感受。因此，不以表明作者身份为目的的“署名”行为不受“署名权”控制。当企业名称与其所有的商标内容一致时，添加商标行为就可同时竞合署名行为，但其并未标明作者身份，只是用来区分产品来源；类似的还有昭示著作财产权的符号、标记如 版权标记“?”、发行人标记“?”等权利管理信息等。 由于我国并未如法国等国家一样规定“不署名权”，当作者不希望自己与作品之间的联系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被他人感知时，作者可以利用署名权对世产生的不做为义务而禁止他人的署名行为从而实现保持作品不署名状态的目的。从而实现《伯尔尼公约指南》上的要求。基于此原因，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草案》）中对署名权的定义也相应的拟修改为：“决定是否表明作者身份以及如何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 （二）行为对象为作者的作品 “在作品上”署名是署名权的另一个构成要件，其强调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身份关系必须借助作品的传播到达相对人。这一点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署名权的描述更清晰： “作品向公众提供或提示之际……”，“传播”是署名目的的实现方式。所以，“在作品上”应作广义理解，只要在“作品创作的框架范围内”满足借助“作品”而传播即可（如在陈列柜前摆放的作者铭牌，贴在作品上的作者姓名标签等）。但这并不妨碍第三人不借助作品向公众公布作者信息，如电影宣传海报。 （三）借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