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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实施情况汇报 关于实施新刑诉法的调研报告 自2013年1月1日以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下称“新刑诉法”）已实施百日有余。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通过向全国一线刑辩律师征集办案经验，于近日完成了一份新刑诉法百日实施状况调研报告（下称“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显示，新刑诉法实施后，律师对会见、阅卷等问题的改善反响积极，但辩审冲突的问题意外凸显。 今年3月中旬，吉林船营法院庭审，辩护律师被架出法庭且不许再进入；4月初，江苏靖江法院庭审，辩护律师遭到法院行政拘留。新刑诉法实施以来，辩审双方的直接冲突引起了法律界的忧虑。 “为什么辩审冲突这么激烈？就是因为新刑诉法实施后，会见问题、阅卷问题等等这些障碍基本解除之后，实质问题在于裁判。”主持上述调研的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表示，“以前冲突没有这么激烈，是因为没有碰到核心上。” 由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组成的控辩审三方，是法庭庭审的基本结构。其基本原则是法官居中裁判，而深远的追求则是司法审判的独立。“辩审发生冲突，裁判方偏离了中立立场，更不要说司法审判独立。”北京师范大学刑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毛立新说。 在刑事辩护中，多数情况的辩审冲突由非法证据排除所引起。调研报告指出，尽管最高法院于2012年底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在实践中，法官却很少就非法证据排除表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指出，在当前情况下，让法官对侦查机关的行为作出违法的评价非常困难，这也降低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可操作性。 对于辩审冲突的解决，无论是律师还是司法实务机关都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律师、法官互相尊重、坚守法律底线是一条基本原则。而不少刑辩律师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认为，诉诸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也是可选择的途径。 按照新刑诉法，律师认为公检法I机关行为违法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但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检察监督权行使不力，且申诉渠道不通畅。有地方检察机关的检察官表示，由于新刑诉法刚刚实施不久，关于这项新权力如何行使尚不清楚。 不过诸多参与调研和讨论的律师认为，对于法律赋予的权利需要充分运用，总会有“激活”的一天。 篇二：关于实施新刑诉法的调研报告 昭阳区院关于实施新刑诉法的调研报告 一、逮捕条件的具体适用，规范逮捕条件标准 1、目前适用情况及存在问题 按照刑诉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来适用逮捕条件，在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无逮捕必要适用率低，刑事和解政策因种种原因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没有很好的贯彻，导致少捕、慎捕措施没有很好的实施；许多轻微刑事案件（主要指造成轻伤的故意伤害案）在侦查及审批批准逮捕阶段无法达成调解，若作出不捕决定极易引起信访，若捕后则通常会迅速促成调解，后作出撤案或不起诉决定，逮捕本作为一项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逐渐成为代替侦查或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手段；“有逮捕必要”在司法实践中无统一标准，不易理解和操作。 2、新法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应对措施和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对现今逮捕的条件细化为五种情形，为审查逮捕必要性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新规定中使用了“可能”这个不确定的词语，在案件中实际是否具备该可能性，大多只能凭借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有可能导致对该标准操作的随意性。所以要求检察人员应认真学习和领会新刑事诉讼法强调的“保障人权”思想，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严格审查逮捕必要性，不能随意使用和判断，摈弃“以捕代罚、构罪即捕”的执法思想，严格贯 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新刑诉法的逮捕条件较之更为细化，更有利于司法人员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对于下一步工作中可能存在对“社会危险性”具体理解仍存在分歧，因此需要侦查机关随案移送逮捕必要性情况的书面说明材料。 对于“重罪逮捕”的适用条件，“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是否存在区分定罪条件和量刑条件的情形？建议原则上适用定罪条件，对于量刑条件出现的变化，可以在批准逮捕以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中予以注意。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程序和配套机制 作为刑诉法的一项新增规定，高检规则（讨论稿）也对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进行了内部分工，由监所检察负责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其它部门予以配合，同时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时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由此可见，侦查监督部门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作用是协助监所检察进行审查。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侦查监督部门对捕后的监督十分被动，侦查机关对改变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一般都是事后通知，检察机关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新法规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在具体适用中应当避免多头管理，集中于同一业务部门统一监督、全程监督更为适合，就其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