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最后的温暖谁来给.docVIP

临终关怀：最后的温暖谁来给 　　在生命的最后280天， 　　我们如同回到出生前的模样，娇弱，敏感， 　　但又比懵懂的新生命多了疼痛，不甘，留恋。 　　如果生不能由自己选择，那能以安详满足的表情阖眼， 　　也许是在生命的终点线前我们最后的心愿。 　　临终关怀不只是公益和慈善事业， 　　它覆盖的色彩也不只有温暖和爱。 　　徐丽躺在病床上，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胃部;不能喝水、不能吃饭，痛是连进入睡眠都摆脱不了的恶魔。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里，几乎每个病房都飘着微弱的呻吟声，最痛时，徐丽在恍惚间看到了死神的影子。也是在那天，儿子李勇突然握紧她的手：“妈，我给你转院，行不？” 李松堂常到病房里与老人聊聊家常，听听心愿。 　　李勇把母亲从肿瘤医院转到了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母亲爱美，一辈子没吃过苦，74岁这年却像把一生的苦都浓缩饮尽。中国每年约有500万个“徐丽”在极度痛苦中走完人生，对于死亡赐予的这份“礼物”，他们无力反抗。无论是过度治疗还是放弃治疗，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都走得痛不欲生。 　　我不想浑身插满管子大小便失禁那样丑陋地死去，徐丽对儿子说。 　　每天都在拥抱死亡的人 　　在中国，接受临终关怀治疗的人不足重疾和绝症患者的1%。为发展而付出的代价，让衰老这件事无法变得优雅。 　　临终关怀是什么？即便把母亲送到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李勇依旧不清楚它的全貌。“但中国人确实需要它，太需要它。”医院创办人，65岁的李松堂说，它能让生命变得有尊严，有价值。” 　　只要没有别的事，他每天都会在医院里转悠，“有一天我死了，希望墓志铭可以写上：‘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每天都在拥抱死亡。’”松堂医院创办28年间，共送走了3.2万名病人。而李松堂以临终关怀方式送走的第一位病人，去世于48年前。 　　1968年，他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当赤脚医生，认识了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张老师。“张老师的癌症已是晚期，心心念念一件事：平反。他反复向我唠叨：‘我一生没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可是我连人的称号都没有，他们都叫我牛鬼蛇神。’” 　　李松堂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对方，顺着张老师的执念，他答应帮其“恢复”名誉。几天后他找到张老师宣布了“好消息”：向领导汇报后，组织同意给他恢复名誉。“张老师兴奋得一把抓住我，不停地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天晚上，他就去世了。” 　　一句话让一个又对一切都感到绝望的人带着微笑走完最后的人生，李松堂首度模糊接触到临终关怀领域。除了善意的谎言，自己还能做什么？之后的20年他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通过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他知道了临终关怀在国外早已是成熟的服务;临终关怀第一人是英国护士桑德斯，她于1967年创办了世界著名的首所临终关怀机构――圣克里斯多费医院。 　　临终关怀的目标是优逝，即我们为生存时间在3～6个月间的患者提供姑息治疗，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尊重病人的意愿，并对病人家属提供心理安抚。“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欢快的歌，我不希望这首歌以悲伤的曲调结尾。”1987年，李松堂用几万元积蓄投资建立了中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 在国外，临终关怀已经是一项十分成熟的服务 　　生命最后的诉求 　　临终关怀的第一层是以减轻疼痛为主的姑息治疗。 　　在知乎上自称“二麻哥”的医生张鹏，描述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一位肝癌晚期患者，看上去年过半百，谁能想到他实际年龄才37岁？他痛得趴床上寻死觅活，饱受煎熬，医生们建议他装一个‘镇痛泵’，因为患者对杜冷丁、曲马多等止痛药物都耐受了……对一个生命没剩多久的人，他最后的诉求只是要求能够缓解疼痛。但在WHO（世界卫生组织）把疼痛作为生命体征来看的年代，因为医保并没有覆盖姑息治疗项目，很多病人最终只能一面熬过疼痛，一面祈求死亡早点到来。” 　　在家属看来，松堂医院是国内为数不多配备有专职医生的“养老院”，他们能提供止痛针、阻断疼痛神经手术等多种方式帮助病人止痛。 　　临终关怀的第二层是满足病人的心愿。像电影《飞越老人院》中脑洞大开的情节，松堂医院的工作人员会给老人举办“个人演唱会”，给一直嚷着要加工资的脑萎缩病人“发工资”，为十分聊得来的两位痴呆老人举行“婚礼”。而且家属能随时来探望、陪伴，没有规定限制。 　　第三层则是让那些已有一脚跨入天堂的老人，找到人生尚存的价值和意义。 　　每天早上十点，大家做完手操后，张文成会雷打不动地坐在钢琴旁来上一曲。他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当了一辈子医生，7年前一次手术意外造成了盆底神经和腰神经损伤，现在腰部以下无时不刻在疼痛，只能靠杜冷丁和吗啡来缓解，一年打18000针吗啡，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打8支。因为太痛，他自杀过两次。 　　后来他看开了，“既然命运这么安排了，就坦然面对，人一生不会一帆风顺。”上午唱歌弹琴，下午写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