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docVIP

Elma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9, No. 1. 《剑桥清代前中期史 》 第七章 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 由于从早期开始，帝国的权力就已经在君主和他的臣僚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因此清王朝利益的分配从来没有单方面地有利于统治者或他的臣僚。只服务于君主及皇室一时的意愿而不遭到官僚机构和服务于其中的汉族文官反对的“满族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现实。由于君主利益和文士价值观之间这种不对称的重叠，王朝主要根据统治者和政府文官之间的合作进行运转。这种动态的合作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在非汉族君主的统治之下，既有活力，又有适应能力。尽管双方都互存疑虑，但清朝统治者将汉族精英的传统价值观和思想变成了清王朝统治的神圣信条，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的精英也信奉这些律条。 被帝国认同的信条并不代表王朝的霸权是一个大一统的、坚固的体系，辨析清朝教育体制的结果，是与其预期的政治功能相左的。例如，重要的思想潮流与全国范围的科举考试并无关系。在以下第一、第二、第四部分，将从科举对经典文本的确认的角度，针对1650—1800年间士人角色的变化，从制度和社会层面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描述了科举制度与精英文化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科举考试制度所受到的大量批评和抵制并没有作详细描述，但以下讨论的“汉学”的兴起和对“自然学说研究”新兴趣的讨论，将展示清政府内外士人的精神生活在清廷体制内外的重要性。（（注释：(〗参见艾尔曼《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伯克利，2000年），第4—10章。（（注释：)〗不论怎样，1800年以前，在科举考试的过程及其机构演进的背景下，能够更好地了解士人的社会文化角色。尽管有许多非官方和官方的不同意见，清朝官员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社会习惯、政治利益和道德价值通过学校和科举体系以官方模式继续衍生着，在1550年后达到成熟，并一直持续到1905年。 士人教育、精英社会和全国范围的科举考试 在宋代以前的汉族王朝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主要取决于其所属家族的地位；与这些王朝相比，清政府则是一个任人唯贤的社会：除了军队中的诸旗和王室家庭之外，人们的社会威望和政治任命主要取决于科举考试取得的公共资格。17世纪中期清朝入关后，汉族士人作为一个享有政治地位和社会特权的非世袭精英阶层，通过科举巩固了地位，士人的社会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一直延续到20世纪。巧妙地运用经学的世俗价值观使通过公平政府渠道选拔官员的制度合法化，清政府维持了一个在政府、社会中占据政治和教育核心地位的考试系统，直到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止。建立在非技术的传统道德和政治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教育，非常适合选拔服务于清帝国政府机构的前现代社会精英，正如人文主义和拉丁经典教育服务于早期现代欧洲的精英一样。而且，清朝的考试还包括论述政府财政政策、军事组织或政治制度等与治国才能相关的策问。（（注释：(〗安东尼·格拉夫顿和莉萨·贾丁：《从人文主义到人文学科：15、16世纪欧洲的教育和大学文科》（剑桥，马萨诸塞州，1986）。（（注释：)〗 社会层面 教育的成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掌握经学的训练。对于家庭、家族和宗族来说，王朝政治选拔的机制转变为地方战略家的教育目标。由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官方学校体系只向具有古文修养的人敞开，因此一个家庭为了取得或保持精英地位，让儿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最初准备阶段就成为家庭自己的任务。那些能负担得起因年轻人参加考试而导致经济和劳动力损失的家庭就是这样做的。对于那些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当他们被迫在对父母亲友的社会责任和自己个人抱负之间做出选择时，对名利的追求通常战胜了理想主义。对于那些科举考试的失败者，则可以选择教师、讼师、市井作家和医生作为职业，以利用他们已掌握的文化知识。（（注释：(〗参见夫马进：《讼师秘本の世纪》，见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化》（东京，1996年），第189—238页。（（注释：)〗 士、农、工、商之间的社会差别影响着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由于优越的社会地位很容易转化为学术优势，因此士人身份的一个明确特征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从明代早期开始，法律即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这使商人家庭也看到了参加科举考试是获得更多财富及社会成功的途径。清代的商人，例如扬州的盐商就成为学术和出版的文化赞助者，与士人阶层几乎难以区别。由于商人的资助，传统学术繁荣起来，图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大量印刷和收藏。其结果就是使士人和商人的社会策略与利益合为一体。（（注释：(〗何炳棣：《扬州的盐商：中国18世纪商业资本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JAS），17（1954年），第130—168页。（（注释：)〗 明代，土地的大量占有和商业财富往往与高等教育身份相结合。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有着地方名额的限制，清代的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