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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与论的思考 史与论的问题，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来，冲破禁区，砸烂藩篱，史学家独立思考，敢想敢说，史学界呈现出建国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我们都应当爱护并珍惜之。当前我感到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史与论的问题应该重新深入地展开讨论。只有这一问题讨论清楚了，才能使史学家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并从新的视角去观察旧的史料，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的结论。 一历史的回顾 解放初期。此时的史学界存在着一种“重史轻论”的倾向。史，即历史资料，简称史料;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不少史学家沉醉于浩瀚史料的开掘与爬梳之中，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却不感兴趣。针对这一情况，史学界对唯史料论和烦琐考据进行了有益的批判。这一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从而也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硕果累累。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以论带史”的口号甚嚣尘上。所谓“以论带史”，其实就是“以论代史”。因为从实践看，当时所发表的论著，就是用历史事实材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证、作注。 关于“以论带史”，李时岳先生认为：“历史研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给史贴上论的标签，或者宰割和剪裁历史事实材料，使之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现成公式来处理，再也不需要花什么气力对史作进一步的研究。论既是出发点，又是终结。这样带动的结果，自然只能是代替。以论带史在实践中表现为以论代史是势所必然的。”[李时岳：《回顾解放以来在史与论关系问题上的斗争》]这个分析是十分中肯的。这一漂亮的口号给史学界造成了沉重的灾难。60年代初期。作为“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口号的反动，在此时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一口号所强调的是，研究历史问题，必须从历史事实材料出发。“论”不是研究的起点，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从这点看，这一口号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但它也有其不足。李时岳先生指出：“作为指导性的口号，论从史出有其潜在的弱点，这个口号鲜明地表述了在史与论关系问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没有反映在研究过程中史与论的辨证关系。”“由论从史出所派生的先史后论的口号，便把原来潜在的弱点暴露出来、突出出来了。 如果说，一切结论都产生在研究的后头，这是对的;但如果说，在研究的时候不需要理论的指导，这就错了。”[同上]实践证明，研究历史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或一事无成，或误入歧途。文革时期。戚本禹之流大搞影射史学。他们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宰割和剪裁的东西，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影射史学把以论带史的肿瘤发展成为致命的癌症，葬送了历史科学。”[同上]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史学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史学园地姹紫嫣红，百花争艳。史学界的繁荣景象是与其遵循的口号紧密相关的。这一时期史学界遵循的口号是“史论结合”。对这一口号，史学家似无疑义。何谓“史论结合”?李时岳先生作出了经典阐释：“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事实，从历史事实中引出结论，检验、充实、修正和发展理论认识，新的理论认识又指导对新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再从新的历史事实中引出新的结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历史认识从而不断深化，这就是史与论的全部关系。”[同上]这一阐释是准确的、全面的和辨证的，因而也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那么，我们在实行这一口号时，是否全无问题了呢?也不是。依我不成熟的看法，问题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个别的似乎已成痼疾。 二存在的问题 我所说的问题，不是口号本身的问题。口号本身无问题。而是在实施口号的过程中存在问题。我以太平天国史研究为例加以说明。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如何看待、选择、运用史料就存在问题。这里我首先要申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太平天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对此，我是完全赞同，也是身体力行的。同时，对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这也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应该对于新鲜、丰富、复杂、多变的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给予历史的辨证的解释。这个解释应该是令人信服的。可是，我们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在运用史料上却往往采取了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作法。 大体有以下3种情况。 [一]视而不见法。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省力的方法。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故太平天国就应该予以肯定。既然应该肯定，那么历史资料中所有不利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记载就都应一律舍弃。舍弃的理由很简单。由于所有的记载都是知识分子作的，而那时的知识分子当然只能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不利于太平天国的记载当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诬蔑，舍弃它们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的“序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