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9老百姓同太重要了.docVIP

王长江：“老百姓认同”太重要了 “老百姓认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政策其实很好，但老百姓就是缺乏信任。这是非常可怕的。 党群互动要充分考虑时代的新变化 《同舟共进》：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频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趋于紧张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那么，在新时代，党和群众怎样形成良性互动？如何让群众对党保持信任？ 王长江：政党是民众和公共权力沟通必不可少的手段，与民众理应有很多互动，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但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老百姓的利益由国家来满足。这种设计本身缺乏把民众和政党连接起来的渠道。到了市场经济阶段，这套东西就不适用了。民众对利益的追求无法通过体制内的正当途径来实现，因而往往通过非正常渠道，就产生了所谓的突发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所体现的诉求是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的，而我们的体制没有为这些诉求提供足够的渠道，这是问题的根本。体制不完善，人们只能从体制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频繁爆发的制度原因。 所以，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向很明确，就是大力开发（而不是堵塞）民众与政党的沟通渠道。在这里，人们往往会产生困惑：要怎样看待我们的政党体制（人们经常叫做“政党制度”）。例如，既然利益通过政党来表达，那么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是不是要通过多党来表达？坚信这一逻辑的人，往往把西方多党制看作是政治体制的理想模式。另一些人则相反，一听到利益多元化，便认为是主张多党制。其实，这中间有很大的思考空间。多元利益并不意味着需要多党；不搞多党制，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但在有些人看来，不仅多党不允许，民间组织也不应允许。这就需要转变观念了。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世界性趋势，是人们诉求的正常表达形式，不必害怕，而且害怕也没用。政党要看到这种趋势，善于因势利导，发展自己的功能。例如，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协调各方的利益。但如果执政党面对的总是个人，协调就非常困难，而且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反过来，如果利用民间组织这种形式把人们组织起来，再去协调这些组织，政党岂不有了更高超的驾驭社会的技术了吗？可见，支持和引导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比简单地说要联系群众、改变作风、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强得多，后者是舍本求末的东西，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党群矛盾。再比如，新兴媒体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不只带来数量上的变化，而且是质的变化，它作为独立沟通渠道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最明显的是网络，政府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去处理网络上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但完全控制却不可能。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是采用被动的压制、对付的方式，还是采用积极的合作、互动的方式？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要挑战。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群关系的良性互动，就要充分考虑到时代带来的新变化，利用新的工具、手段、途径千方百计地加强民众和政党的联系。只有这样，政党才能真正获得老百姓的认同，使自己的执政具有合法性。“老百姓认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政策其实很好，但老百姓就是缺乏信任。这是非常可怕的。 改革的根本动力在执政党本身 《同舟共进》：您刚才也谈到执政党必须转变观念，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转不过来，还是有思想障碍的因素？ 王长江：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从转不过来的角度说，我们用革命党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时间太长了，对那套东西得心应手。取得政权，搞计划经济，靠的都是这套思维。当最后发现它没法使国家正常发展时，我们才逐步走到改革开放这条道路上。但要真正转变革命党的思维，其实非常难。因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它不仅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思维方法，还形成了一套理论、一套体制框架，所有这些把人们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动弹不得。这是转变本身比较艰难的重要原因。至于思想障碍的因素，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革命党思维指导下，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应的制度。这套不科学、不合理的制度运作起来，不仅出了很多问题，还沉淀了大量的既得利益。比如，审批权是计划经济很突出的特点，按理说早该改革了，但如果放弃审批权，部门利益从哪里来？员工的奖金从哪里来？于是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转变。你取消了这项审批，他又巧立名目，变相建立另一项审批。因此，不打破这种既得利益，即使你的道理充分得不能再充分了，即使你有无可辩驳的逻辑证明改革的正当性，都难以推动这个转变，改革与反改革就会处于胶着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舟共进》：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知识界曾有较集中的讨论，在“继续深化改革”方面毫无疑问是有共识的。那么，改革的胶着状态如何去改变，既得利益的阻挠怎样去突破呢？ 王长江：我觉得，根本的动力还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本身。我们总说执政党面临着挑战、风险、考验，而实际上直面风险的只是党内的一部分人。举个例子，一个球撞到墙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球遇到了“挑战”，但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