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重建 的 基层设计.docVIP

社会重建 与 基层设计 【编者的话】2012年6月2日，春秋书院在上海衡山举行了“社会重建与以法治国”学术研讨会。上海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界等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改革未来发展的主题，从社会的基层设计和以法治国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讨。为此，本刊选登部分学者的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历史学教授）：春秋书院是一个民间的学术文化团体，由上海的一些企业家和学者联合发起组织，主要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探讨中国的社会文化的重要问题。自2011年成立以来，已经有多次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同年8月份关于“当代中国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10月份关于“中国崛起的文明根柢”的大型研讨会等等，每月还有专题学术讲座。今天研讨会上半场的主题是：社会重建与基层设计。 关于基层设计这个概念，是我最近接受财新网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出来的。近来，北京的一批法学和政治学学者，都在讨论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即围绕着宪政设计的一套制度性框架。“顶层设计”比较多考虑到中央权力的设计与安排。但在整个制度安排上缺了一块，即如何安排地方的制度和社会重建的问题，因此我提出：中国改革也需要“基层设计”。 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各界和舆论也一直呼吁要有顶层设计，要进行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建设。以宪政为核心的顶层设计是非常必要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是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一个好的制度，才能让社会有良性的发展，才能将人性中善的一面释放出来，逐步形成一个自由、平等、人人有尊严的公平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就此陷入“制度决定论”的思维，以为“政治改革，一抓就灵”，只要政治改革成功了，一切社会和伦理问题都可水到渠成，迎刃而解。政治改革是上层建筑，但任何顶层设计都需要社会基础，有相应的基层设计来配合它。如果说顶层设计的核心是民主、宪政和法治的话，那么同样需要相应的、配套的基层设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改革一直在曲折中发展。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代就确定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战略思路，改变毛泽东时代由政府包办、控制、管理一切的全能主义。小平同志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给社会松绑，尽量扩大社会的自主性，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的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流思路。但近十年来，“小政府、大社会”讲得比较少了，更多地强调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最近，广东重新提出鼓励社会的自主发展，试行社会组织不再有主管单位、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这一改革试验得到了国家民政部的高度肯定。广东的试验如果放在中国的改革大局中去思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组织管理的具体政策措施，而可能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它意味着重新延续小平同志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让社会重新恢复活力，让其自主的发展，而政府只是在现行法律和宏观政策上加以指导，而不是直接加以干预。 顶层设计重点在于国家的制度建构，而基层设计着眼于社会的自主性建设。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的大问题，值得认真对待。 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当中，中国虽然实行的是中央一统天下的郡县制，但国家权力的统治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和村庄，并没有政府的基层机构。不仅乡村，城市也是如此。虽然国家权力不下乡，没有深入基层，在大部分朝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中国社会的底层还是秩序井然，民众能够安居乐业。个中的秘密在于，在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区别于国家的基层社会，这个社会，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由儒家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实行乡村的基层组织和管理。到了明清以后，不仅乡村，而且城市日常生活的管理也由士绅们来领导，被称为“士绅为核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基层社会的各项公共事务，从水利、慈善、消防，到祭祀、教育、调解纠纷，都是由宗法家族自己解决，或者由士绅为领袖的地方性“权力的文化网络”自我管理。国家政权的县一级政府，只管理两件大事，一个是收税，另一个是刑事诉讼。古代中国的国家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比较起今天要低得多，但因为有士绅为核心、宗法家族为基础的自主性基础社会的存在，整个国家依然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维系着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 中国的乡村自治传统，到了晚清和民国之后被逐渐破坏，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一步步深入到基层社会，大量的地方精英流失，乡村的公共事务被各种土豪劣绅把持，国家权力借助他们延伸到基层，鱼肉百姓，搞得民不聊生。中共的乡村革命就是在过度国家化的乡村危机背景下爆发的。1949年之后，建立的是由国家全面控制基层的全能主义社会，使得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才定下“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战略，让社会从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