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选读-与友人论学书详解.ppt

经典选读 《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 关于作者 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 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军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风亮节，读来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跃然纸上。 顾炎武的爱国名言：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荣名寿金石。 3、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5、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 6、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 写作背景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受宋明理学以及王阳明良知说的影响，学者大都空谈心性，不读书，尚空谈，甚至标榜名声，互争门户，只讲求个人的修身养性，而置国家民族的危机于不顾，那些真正求真务实，讲求实学的人却遭到排斥，针对此种状况，作者从孔孟儒学本义入手，以古今为学者治学，处世态度之不同，力斥时弊。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号召学者以穷研经史为务，以潜修躬行为本，务使有用有守，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这是篇著名的论学书。距考证，写于康熙六年，题中“友人”指张尔岐诸人。他对经学很有研究。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北游至济南，与他一见定交。以后两人时有书信往来。张尔岐读了此书后极有感慨。随即写了答书。 文章简析 这是篇著名的论学书。题中“友人”指张尔歧诸人。顾炎武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这篇论学书的第一节，作者首发浩叹，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书是为批判百余年来的不正学风而作。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王阳明心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顾炎武看来，这股学风历时久，影响大，危害深，所以对它深恶痛绝。他甚至指出，魏晋清谈，导致五胡乱华，今日清谈，招来明朝覆亡。正因为如此，他的抨击异常猛烈。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心目中的宋明理学空谈明心见性的禅学本质，划清了宋明理学与讲究经世致用的经学的界限。 在这篇论学书中，作者首先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列举孔、盂等儒家圣人为学的态度，然后摆出“今之君子”不同的态度。这样两相对比，结论不言而喻：“今之君子”虽口不离孔、孟，其实他们同“圣人”背道而驰，空谈心性却完全违背了圣人之学的精神，因而是十分错误的。最后一节，作者提出和阐明了开启一代学风的学术思想纲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 关于“博学于文”，作者指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东西都必须脚踏实地地去探究。这一条正面提倡博学多识、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言心言性的空疏之学。关于“行已有耻” 希望士大夫坚持民族气节，为天下兴亡而尽责。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耻”是做人的根本，“博”是经世济民的保证，惟其有耻，才能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惟其博学，才能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从根本上挽救国家颓势，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总之，一条“博学于文’”，一条“行己有耻”，是顾炎武论学的两个最重要的主张；我们不仅可用以概括这篇论学书的主题，而且可视为顾炎武全部学术思想的纲领。 文章主题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我们知道“文”在中国古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文明、文化；狭义指文学、写作。随着时代的推移,“文”的内涵逐渐向狭义方向倾斜,意味着文学写作。而顾炎武在此却用宗经征圣的方式,重新将儒学传统中的文化之“文”与当代语境中的文学之“文”作了区别。“文”首先意味着文化,它体现在伦常礼乐中,是亭林毕生研治躬践的价值基准,被他视为治学的根本。他对文学的理解与一切学者一样,目标首先是明道救世,而不是篇章辞藻本身。他自称,自从读到刘挚训子孙之语,“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顾炎武认为：学习在于“博学于文”。“博学于文”即为“自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应读“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应“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并指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人若“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终无济于天下”。 时过境迁,顾炎武这种文学观和创作态度不免显得有点狭隘,甚至不近人情,但在清初那个文化救亡氛围中,却是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主流意识.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顾炎武诗学在道德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