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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网格化治理的现状及走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网格化”治理运用科层理念和全新治理技术，在打造“数字城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特殊功效，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日渐流行的模式。我们知道，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日益成各级城市管理者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态势，建设数字化城市、采用高新技术手段治理城市成为城市“网格化”治理的主要内涵。从全国城市治理的总体情况看，尽管网格化治理早已引起我国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在实践中，一些城市管理者仍未将其作为一种科学而有效的治理手段，仍未将其作为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重要举措。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力图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厘清和阐释。 　　一、对我国城市治理历程的简要回望和审视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和人类文明的结晶，自从有了城市就有了城市治理的实践。要想比较全面深入地剖析目前我国城市网格化治理问题，其前提和基础是将这一问题置于建国以后城市治理模式形成及其演变的总体进程之中，探寻其发轫和流变的主要轨迹。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我国城市社会形成了“城市政府――单位――个人”三个层级的“总体性社会”治理结构，城市管理学界将“单位”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概括为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动员和控制机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实施社会动员和控制社会的基本载体，单位制是社会转型前中国城市社会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在资源配置、社会动员、满足市民需求、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核心功能。城市单位在存在之初就被赋予了全面治理企事业单位成员的职能和全面负责单位成员生活的义务，因而单位制虽然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但单位内部的角色扮演却类似于家庭组织，尤其在城市经济困难时期，单位不仅对职工的生老病死负责，还为职工的子女和家属的前途着想，换言之，单位外的社会化生活服务远没有单位内的福利生活来得实惠和富有人情味。在以单位制为核心的体制框架内，城市治理问题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大量社会事务由单位承担和办理，形成了“单位办社会”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单位办社会”，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单位为其职工提供福利待遇，而是具体表现为单位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高度统一性和内部整合性。在单位体制下，每一“单位”，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党政机关，都必须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承担“办社会”的职能，即处理好自己系统内的各种社会事务。虽然处理好上述工作也需要与辖区所在地政府、居委会以及相邻单位发生关系，但从总体上看，企事业单位基本上是在其体系内化解自身问题，而尽量不使之溢出单位门槛之外，也就是说，在单位体制下，城市与市民个人很少直接相遇，无论是源自政府的资源分配，还是企事业内部成员的各种利益诉求，均需要借助单位来加以输送、传导和解决。 　　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改革全面推进，延续了30多年的单位制度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迁。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催生了大量流动人口，迫使城市政府由传统治理模式逐步向现代进行转变。学术界一般将此种治理模式称之为“政府社会治理技术化”，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现代国家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效能；其二是指国家在实现自身治理目标时，其治理技术、治理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社会公共事务剧增，一些单位无力承担原有的社会职能，逐步将繁杂的社会职能还给社会，大量公共事务开始回归社会，同时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由于失去了占有和分配经济、社会资源的权力，开始让下级单位“断奶”，单位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属物而遭到抛弃，长期居于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联结纽带”――“单位”开始走向衰亡。而作为现代社会基本单元的社区开始在城市治理中逐步显现。 　　在中国大陆，“社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被引进，而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社会实体始于1986年国家民政部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称之为“社区服务”。1991年民政部为了开拓民政工作又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国务院关于政府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推动了社区建设在全国城市中竞相发展。作为自治组织的社区诞生后，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