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对立与融合.docVIP

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对立与融合 　发布时间： 2005-12-03 17:30:29　浏览量：1708 ——司法裁判角度的解读 贺少锋* 内容摘要：伴随着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文章从公司自治、国家强制不同的价值诉求出发，指出两者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并从司法裁判的角度，论述了司法实践中处理两者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关键词：公司自治 国家强制 司法裁判 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到现在约五百年的经济发展史中，关于市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争论就从未间断，从而成为经济学一个永恒的话题。[1]而随着法学特别是公司法学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引进和应用，公司法中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关系自然而然成为法学界热烈讨论的重点课题之一，同时也对司法实践在具体纠纷中如何通过裁判恰当处理两者的冲突与协调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公司自治及其价值诉求。公司自治的具体内涵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不尽相同的地方，而中国公司法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阐述，[2]按照笔者的理解，公司自治包含有双重涵义，一是相对于政府来讲，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享有自主决策公司事务、自行负担盈亏的自由和能力，而不受政府的任何干涉；二是从公司治理结构来讲，公司应是民主性团体，公司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协商决定公司权利义务的配置、风险利润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的设置运行等一系列事宜，他人甚至包括法律及其执行机构等均不得擅自介入。“自治是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相信每个人会做出最有利于己的决定，而经由自由交易，有限资源即可在最低成本下产生最大收益，整体的公共福祉也自然达成。”[3]“私法自治，指个人得依其意思形成其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4]由是可以得知，公司自治的理论基础乃意思自治，即意思自治在公司领域体现为公司自治，其逻辑推理为，私法以意思自治为总的原则，公司法作为私法，自治是其必然要求。私法以个人本位为其哲学基础和立法指导思想，私法自治追求的当然是个人意志的自由表达和个人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同时，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从交易行为的角度对企业进行解构，科斯及其追随者认为，“公司乃一系列契约的连接”，[5]这“一系列契约”包括股东、董事、经理、职工、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等之间自愿缔结的明示或默示、短期或长期的各种契约，因此，公司在本质上是合同性的，合同各方当事人都有自由决定是否缔约、和谁缔约、缔结什么样契约的权利。既然公司是其参与人之间自愿缔结的契约结构，那么，公司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标准合同，供市场主体任意选择，并补充公司合同的种种疏漏。公司自治的特质决定了公司法的任意法性质，在规范形式上表现为任意性规范居主导地位。 二、国家强制及其价值诉求。汉语中，“强制”与管制、规制、调节之间语义的区分有一定的难度，但均含有“依靠一种力量迫使另一种力量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意思，按照我国台湾学者苏永钦的观点，国家强制的理念，“或者从公共利益必须由国家来界定，或者从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会失灵出发，国家不仅参与市场，而且干预人民的市场行为。”[6]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型企业的出现，环境污染、竞争混乱、贫富分化、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护等问题不断涌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逐渐凸显其功能缺陷，国家“看得见的手”则不断伸向经济领域进行各种干预，国家从“消极的守夜人”走向无处不在的干预者。于是，无论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和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还是法国、日本的国家（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无论怎样奉行自由企业制度，现代各国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多种手段对企业运行实施间接甚至直接的干预。”[7]因为“政府和企业是现代社会两大最有力量的公共机构，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合作到竞争，从友好到对立……每一方都拥有特定的力量，一方对另一方都是一种重要的需要。”[8]于是，立法的指导思想也从对个人本位或权利本位的偏重转向了对社会本位的偏重，使得法律不再仅仅只关注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而忽略个人行为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更加注重对个人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而对社会本位的日益关注必然衍生出公共利益原则，公司及其行为的价值追求不再仅仅体现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只有在符合社会整体功利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肯定性的评价。同时，在公司法中，国家可以基于促进效率和实现公平的两重目标进行强制。就效率目标而言，论者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首先是“不完整的信息”问题，包括系统性的信息问题和信息不均衡问题，这就会产生公司合同存在“缝隙”、合同制订存在欺诈、“柠檬市场”等现象，造成资源的浪费；其次是私人订立合同成本巨大，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可以减少该成本并帮助对市场缺乏准确判断的投资者；再次，国家强制可以解决“消极的外部因素”和“集体行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