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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村合作医疗实践是怎样失败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牧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牧民承受能力和医疗费用相适应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互助共济的农村合作医疗，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互利互助性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健康保障措施，是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能有效扭转农牧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促进农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现在,各地正在红红火火地搞农村合作医疗,我想起了在乡里工作期间搞的合作医疗的尝试. 　　1998年，到乡里工作已经3年，这时候，困扰我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牧民因病致贫躺在床上，而我这个被称作“父母官”的人也无能为力，虽然我顶着内心的压力，尽力压缩招待经费，甚至到了极限，只管一顿热饭，然而捉襟见肘的乡财政也拿不出来更多的钱来解决这一问题，二三百元对于乡里来讲已经不是苍蝇肉而是一顿肉了，好在，群众也知道乡里没有钱，除了当面讲几句牢骚话外，也能理解，没有过多地为难，但最让我头皮发麻的还是看到病人家属万般无奈的祈求的眼神。 　　当时，全乡每年大概有病无钱看的有几个，实在不行就只能硬性压给乡医院，但这时乡医院已经欠县医药公司十余万药款，乡里农牧民看完病难以还钱的有二十余万，以至于县医药公司也不得不下红牌通知，没有钱就不给药。乡医院大量欠款难以收回，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不象大城市里，甚至可以把病人推出门外，在基层是不行的，只能一次次地给病人家属讲，但有些病又不能不看，长期下来，乡医院难以维持，乡里难以承受，而且，乡医院已经脱离乡里的管理，划归县卫生局管理，硬性压也不是办法，乡医院的干部也不能不拿工资吧？由于欠帐，县里、乡里都插手管理，乡医院管理陷入混乱，岌岌可危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每天看到大病要钱的人，心里就象没有底一样，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自己这个所谓的“父母官”的称号，也就越来越让自己内心里不安起来。一次到一个村召开党员会议，“三老”和党员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些大病家庭乡里应该拿出一些资金来，群众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当时会上，提出这种想法，每个人每年拿出30元，就基本可以解决18万元左右，将近是乡里年统筹的三倍，这笔钱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乡里群众的大病医疗问题了，并当场倡议，每个党员捐出30元钱来，成立一个大病基金，由村里党支部进行统一管理。 　　回乡后，再次研究，并责成乡医院拿出方案来，乡里可以把每年批给大病户的资金也批给合作医疗管理使用，这样，一方面乡里可以减轻许多麻烦，群众得病再来乡里借款就可以转到乡医院去解决，一方面可以保证病人的基本治疗，另一方面，可以基本解决农牧民大病后的巨额医疗费问题，让群众吃上定心丸，彻底解决有病无钱治、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最少从心里上解决群众害怕的病无人管的问题。 然而，这一项工作随着工作的开展陷入了困境。 　　一是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一定的参加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基数才能起到互助作用，然而这项工作没有上级的支持，仅仅是乡里自己搞，毕竟乡里的力量十分有限，力量不足，显得力不从心，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上级明确的指示，即便是在乡班子当中，许多人也并不是十分热情的，毕竟不是上级下压的工作，不能硬压，有些哗众取宠的嫌疑，许多干部群众也是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 　　二是医疗问题。这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乡里业务水平有限，除了小病外，大病连阑尾炎都要到县上去，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大批外出看病的人，而患者如果到其他医院，医药费就是个无底洞，农牧户看病，如果说有公费医疗，那么就会引来许多问题，其中药价虚增就难以控制，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医院里有熟人，想开多少发票都有可能，此风一开，那点大病基金就会迅速被蒸发掉，除了乡医院，乡里可以在眼前控制住及时进行检查，到县级以上医院看病的人，乡里都难以监督，如果老百姓交了钱却看不上病的话，那么问题就严重了，甚至可能引起民变。 　　三是什么病应该是大病。这个问题不执行不知道，一旦执行起来，大病名称越制定的详细就越难以落实。象人身保险那样列出几种病是可以减轻许多程序和麻烦，但是，农牧民不会答应的，人们既然不知道会不会得病，就不会知道会得什么病，你列出几种病如果老百姓得的不是这几种病不是跟没有参加一个样吗？如果什么病都治，那么大病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就应该明确，以病为标准显然不是十分科学，以治疗金额为标准也不科学，且不说药价虚高问题，许多病在治疗过程中，同样的病治疗费用也不一样，遇到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的，费用就十分可观，这对于一个乡范围来讲，解决起来是十分困难的。 　　四是医疗基金收取困难。农民负担讲了很长时间，但负担都是有红头文件的，象这样自己搞的项目，即便是我能够确保收取的大病基金不被挪用，全部公开，但没有红头文件撑腰，干起来也不硬气，而且，这个钱只要有人往上一桶，就会被查处，